2174.明清篆刻

发布时间:2022-02-27   来源: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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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篆刻
  明代在我国篆刻艺术史中是一个重要时期,也是篆刻艺术复兴和蓬勃发展的时期。
  明代篆刻艺术的辉煌成就,主要产生于明代中后期。正德、嘉靖以后,以文彭为代表的一批文人篆刻家的崛起和流派印学的初步形成,标志着明代篆刻艺术步人了繁荣的时代。特别是石质印材的广泛使用,为文人亲自操刀镌刻印章大开方便之门,使篆刻艺术真正发展成为一种与书法、绘画并立的东方艺术门类。
  明代中期篆刻艺术的中兴之功,首推文彭。
  文彭(1497—1573),字寿承,号三桥,(江苏)苏州人。文征明的长子,官至南京国子监博士,世称“文国博”。周亮工在《印人传》中记叙了其所获的一则传闻,即文彭在南京国子监任上,从一民间老翁处买得两筐青田石,后开始以石刻印。文彭在印史上功绩主要在于:第一,亲自动手刻印创作;第二,推广了青田石印材的使用;第三,由于文彭的巨大影响和众多追随者的成就,造成流派印学的形成。这种“开朝花以启夕秀”式的时代贡献,使其成为印史上公认的流派篆刻的开创者。后世称追随其篆刻风貌一路的为“文派”,或“三桥派”。
  传世文彭印作伪品极多,鱼目混珠。从其墨迹押尾名字印作如“文彭之印”、“文寿承氏”等作中可窥其治印面目。而文人篆刻在印侧刻制边款的做法,也是从文彭开始的。如西泠印社藏“琴罢倚松玩鹤”印,其边款采用双刀刻成,方法如同刻碑。
  
  何震(1535—1604),字主臣,又字长卿,号雪渔山人,安徽休宁人,客居南京,与文彭交往。精于篆刻,所作印作“法古而不泥古”,章法端严匀整,气势恢宏,刀法具有独特个性,峻挺清健,篆刻风格于其为之一新。如“听鹂深处”、“竹中小隐”等印,大刀阔斧,酣畅淋漓。何震又首创单刀刻款法(如《听鹂深处》边款),生辣苍劲,后世多为取法。晚年曾以自刻印辑成《何雪渔印选》,成书于万历中期,是历史上第一部印人自辑印谱,对当时印坛风气有巨大影响。后世称之为“何派”或“雪渔派”,并将其与文彭并称“文何”。
  
  何震时代,顾从德的《集古印谱》出版了,这是第一部著名的集古印谱。隆庆六年(1572),顾氏委王常辑自藏印及部分借白好友所蓄印记一千八百余方,首创以秦汉印原印钤拓,共钤二十部。此谱问世,轰动文坛。该印谱为推动明代篆刻艺术的昌隆勃兴,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无论是在印谱史上或是在篆刻史上都有其深远的影响和贡献。
  在文彭、何震的影响之下,明代万历年间印学空前繁盛,印人之多可谓史无前例。这其中成就最高的,当推苏宣,他与文何并称,鼎足而三。
  苏宣(1553—1626后),字尔宣,一字啸民,号泗水,歙县人,著有《印略》三卷。苏宣篆刻,师事文彭,同时受何震影响。他先后临摹汉印近千钮,功力深厚;又素精六书,古碑残碣,无所不窥,眼界开阔,勤于探索。代表作有“苏宣”、“墨皇素臣”、“痛饮读离骚”等。苏宣所刻边款,多为劲健洒脱的草书,以单刀为主,刀法流畅秀逸,与文彭、何震各具一体。宗其者后人称为“泗水派”。
  
  至明代末年,有姓名可考的印人多至数十人。风格特征较为明显、成就杰出而影响也大的,应属汪关、朱简、梁裹三人。
  汪关(约1575—1631后),字尹子,初名东阳,字杲叔,安徽歙县人,家居娄东。著有《宝印斋印式》二卷。汪关治印,对古玺、汉印的基本功夫极深,渊静工致,用刀光润。后世推崇他直接文彭的“正传”,并称文、汪。其白文印作“汪关之印”等,即使置之汉印之中也算是上乘之作。他刻的鸟虫篆尤为绝唱,如“季常”、“李宜之印”都美轮美奂,不让汉人。
  
  朱简,生卒年不详,年岁约与汪关相当,字修能,一字畸臣,又名闻,安徽休宁人。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历时14年成《印品》。后又著有《印书》、《印经》等,并辑有《修能印谱》、《菌阁藏印》传世。朱简于印学理论,多有卓识,从史学、文字学和艺术的层面对我国篆刻艺术了做了全面的发掘。同时他也是第一位对明代印人作出流派划分的篆刻批评家。其对印学的贡献,在许多方面都具有开创意义。朱简印作多用“碎刀”,笔笔钝拙而不光整,表现出道劲的笔意,令人耳目一新。对后来巴慰祖刀法乃至浙派创始人丁敬的刀法不无影响。
  
  梁裹(?-约1644年),字千秋,扬州人,久寓南京。篆刻授业于何震,朱简将他归为雪渔派。著有《印隽》,成书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其治印面目较多,虽谨守师法,但印章布局和人印内容亦趋多样,饶有慧一tL,。其作白文印“兰生而芳”,体势博大而用刀生辣;朱文“折芳馨兮遗所思”,章法浑成而笔画圆劲。这类作品对清代邓石如有很大影响。
  
  清代,篆刻艺术更为兴盛发展,名家辈出,流派纷呈,成为中国印学史上第二个繁荣的高峰。
  清代篆刻艺术大体可分为两个大的阶段。清中期以前,为继承明代的传统,为明末印风的延续。中期以后,由于古代文物出土日益增多,金石学蓬勃发展,许多有成就的书家倡导“以书入印”,印用文字扩展至新出土的玺印、碑版、砖瓦、泉布、镜洗等金石文字,使篆刻艺术面目为之一变。
  程邃(1605~1691),字穆倩,一字朽民,号垢区、垢道人、江东布衣,歙县人,是明末清初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印人。其刻印精研汉法,章法精严,刀法凝重浑茂,得古拙朴厚之致。程邃篆刻的最大创新是以款识录即大篆文字人印,启发了后世印人对古玺风貌的追求。当时安徽印人多师法程邃,后世称之为“徽派”,而程邃则被认为是徽派的开创者。代表作有“垢道人程邃穆倩氏”、“郑篮之印”等。
  
  林皋(1657一?),字鹤田,又字鹤颠,福建莆田人,居常熟。康熙十二年(1673)辑有《宝砚斋印谱》二册。林皋的篆刻风格与汪关一脉相承,不同的是他并不刻意摹古。他的印出于古法,又运以己意。刀法峻健爽利,篆法纯雅典正,章法繁简相宜。如“林皋之印”、“案有黄庭尊有酒”等印,无不将工雅一路印风提到了新的高度,并定型为一种经典的创作模式。
  
  清代中期篆刻繁荣的重要标志是丁敬创立浙派印风和邓石如、巴慰祖重振了徽派印风。
  丁敬(1695—1765),字敬身,号钝丁、砚林、龙泓山人等,浙江钱塘人。丁敬篆刻,吸取秦、汉印和前人长处,以切刀法刻石,苍劲质朴,极力扭转了当时印坛趋向娇柔妩媚的颓风,使印学得以重振。其代表作“赵琛印”,体现了丁敬深厚的秦汉印功底;而朱文印,如“敬身”、“西湖禅和”等印,以小篆、缪篆文字入印,用长短结合的细碎切刀,后来被蒋仁、黄易、奚冈等人所继承,成为浙派篆刻的特征与标志。此外丁敬的边款以单刀出之,表现出了老辣、苍古的刀趣。
  
  丁敬晚年,其印风成为青年印人效仿的师范。其后继起者有蒋仁、黄易、奚冈三家,世称“西泠四家”或“浙派四家”。
  蒋仁(1743-1795),原名泰,字阶平,后因得汉蒋仁铜印而改名,号山堂、吉罗居士、女床山民等,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当时以书法名世,诗画皆1二。蒋仁治印,以丁敬为宗,重点在朱文印方面强化和提炼了丁敬的技法特征,如“蒋山堂印”、“真水无香”等印,简静清逸,用刀沉稳。
  黄易(1744—1802),字大易,号小松,又号秋盒,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官山东运河同知,住在济宁多年,是位水利专家。他的白文印,是浙派风格白文印成熟和定型的标志。“得自在禅”、“一笑百虑忘”等印,是其白文印风格的典型代表。布局庄凝重,笔画简静浑融,用刀遒劲爽利,意趣渊雅闲逸,对于发展和完善丁敬开创的浙派印风有杰出的贡献。
  奚冈(1746-1803),原名钢,字铁生,一字纯章,号萝庵,别号萝庵外史、蒙泉外史、散木居士等,浙江钱塘(今杭州)人,著有《冬花庵烬余稿》、《蒙泉外史印谱》。奚冈当时以画家名世,善做山水花卉,诗、书也具精。奚冈篆刻继承丁敬的主体印风,以古意疏淡为特色,秀逸脱俗,如“蒙泉外史”、“金石癖”等印。
  
  浙派印学的创立,完成于西泠前四家,而继之而起的,有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钱松,世称“西泠后四家”。或将前四家加上二陈,称为“西泠六家”。或再加入赵、钱,合称“西泠八家”。
  陈豫钟(1762-1806),字浚仪,号秋堂,浙江钱塘人。诗书画印当时都颇有声誉。印宗丁敬,谨守法度,章法上以平正为主,开合自然,如“更生审定”、“留余堂印”。可以说其用刀在西泠八家中最为含和,所作边款也静严隽永。
  
  陈鸿寿(1768—1822),字子恭,一字曼生,浙江钱塘人。所作隶书多有创意,独步一时。其刻印,在师法丁敬的基础上,运刀道练,豪迈自如。印作如“绕屋梅花三十树”、“南宫第一”等。
  赵之琛(1781—1852),字次闲,号献父,浙江钱塘人,诸生,著有《补罗迦室集》、《补罗迦室印谱》。他是陈豫钟的学生,书画并工,印学受之于陈豫钟,亦兼用陈鸿寿刀法。印作如“驰神运思”、“补罗迦室”等。
  
  钱松(1818--1860),原名松如,字叔盖,一字耐青,号铁庐、西郭外史,浙江钱塘人。善鼓琴,工篆隶,尤嗜金石,藏古碑旧拓皆有题跋。善山水、梅竹。其治印功力深厚,师法丁、蒋,而浑厚朴茂,比同时诸家意境为高。印作如“胡鼻山胡鼻山人”。
  当浙派印学风行之际,一批徽籍印人也同时崛起。
  邓石如(1743—1805) 【秦汉书法家作品www.shufaai.com】,原名琰,字石如,因避嘉庆帝讳,改以石如为名,字顽伯,号古浣子、完白山人,安徽怀宁(今安庆)人。
  邓石如是清代杰出的书法家和印学家。其以隶书笔法写篆书,对后世书篆者影响很大。他的篆刻,初学何震、梁裹。而其在篆刻上的成功更是和他在书法上的创新与成功密不可分。他将篆书上变化的姿态运用到了印章上来,这是印学家从未有过的创举。这就是后世所公认的“印从书出”或“以书人印”,从此印学气象为之一新。在章法运用上,邓石如更是提出了“计白当黑”的美学观,将印面的朱与白、疏与密关系有对立而趋于统一。特别是他的朱文印,更有创造性的发展。代表作如“意与古会”、“江流有声断岸千尺”、“燕翼堂”、“新篁补旧林”、“一日之迹”等。白文印“邓石如”、“邓氏完白”等,使传统的仿汉印刻法呈现了全新的面貌。他的边款,单刀直人,作草体一笔而就,气势贯串。
  
  邓石如之兴起,较程邃晚半个世纪,其篆刻风格也与程有较大差异,后人或称为皖派,或径称邓派。对后来的吴让之、赵之谦、徐三庚、黄士陵、吴昌硕等晚清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与邓石如同时而起的巴慰祖,篆刻与邓氏相近,与邓氏共开徽派新风,并与程邃、汪肇龙、胡唐合称为“歙四子”,后人亦称做“歙派”。
  巴慰祖(1744-1793),字予藉,又字子安,号隽堂,又号莲鲂,歙县渔梁人,居扬州。巴慰祖传世印作极少,其印作,多用“涩刀”而不光润。仿秦汉印作如“晋堂巴
  慰祖之印记”、“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亦善用大篆文字刻多字印,得汉印神韵,浑穆安闲。而其以“下里巴人”为代表的元朱文印,更是于印文中融人了秦汉以来碑版石刻篆文的体势,简静和谐,对后世颇有影响。
  
  汪肇龙(1722—1780),亦作肇涟,字松麓,一字雅川。他的篆刻作品,今仅见一方仿汉之作“尚书郎印”。
  胡唐(1759—1826),又名长庚,字子西,号西甫,别署城东老人、木雁居士,为巴慰祖的外甥。篆刻得巴慰祖亲授而与之齐名,世称“巴胡”。存世作品也仅见“白发书生”等若干方。
  此外,这一时期重要的印人还有董洵。
  董洵(1740—1812),字企泉,号小池,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其篆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重视对秦汉印的研究与借鉴。风格上倾向于浙派,但在印面章法上受徽派影响也尤为明显。董洵印谱失传,仅从少量遗留作品中窥其面貌,如“中年陶写”、“和神当春”等印。
  
  清代乾嘉以后,由于出土文物渐多,金石文字学极为兴盛,篆书艺术突飞猛进,对古代印章、封泥的搜集和研究也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从而为篆刻家提供了极为广泛、丰富的取资条件,印坛别开生面,风气日新,至晚清而达到了极盛时期。至四大家吴让之、赵之谦、吴昌硕、黄牧甫出,遂使数百年来印坛名家黯然失色。
  吴让之(1799—1870),原名廷飚,字熙载,后以熙载为名,字让之,五十岁以后以字行。号晚学居士,江苏仪征人,诸生,著有《师慎轩印谱》。
  吴让之师从包世臣,是邓石如的再传弟子,兼擅书画篆刻。其篆刻,以汉印为底,以邓石如为面,而有强烈的个性,独具特色。朱文印“逃禅煮石之间”、“观海者难为水”、“吴熙载藏书印”等印最能代表吴让之朱文印风格特征的杰作,完成了书与印的完美结合,充分表现出了刀情笔意之清健、秀逸、流畅。白文印“吴氏让之”、“熙载之印”等印,文字变化多端,灵动活泼,轻松澹荡。其篆刻风格影响深远,稍后的吴吕硕和黄牧甫都曾对其有过学习借鉴。
  
  赵之谦(1829—1884),字捣叔,一字益甫,号悲盒、无闷、冷君等,自署二金蝶堂,浙江会稽(今绍兴)人。
  赵之谦是一位天才学者和艺术家,有遗著三十二种,于书画金石、碑刻帖目,造诣极深。他的篆刻,不专治某一家,于浙派、徽派各有取法。并进一步拓宽了取法范围,广泛地借鉴了晚清以来日益增多的出土金石文字,用以入印。印外求印,是其对于印学的重大贡献。“沈树镛”、“仁和魏锡曾稼孙之印”、“丁文蔚”等印,于严整中求大疏大密,大开大合。“赵之谦印”、“鉴古堂”等印,刀法上重视笔墨趣味。他说:“古印有笔犹有墨,今人但求刀与石”,给后人以多方面的启示。
  此外,赵之谦的印章边款也是别开生面的,首创将北魏石刻字刻款、朱文刻款以及将汉画石刻引之入款,大大扩展了印章的边跋艺术领域。其篆刻方面的成就卓越,为一代宗师。
  与赵之谦同时代的徐三庚,也是这一时期印坛颇有影响的印人。
  
  徐三庚(1826--1890),字辛谷,又字袖海,号井晷,别号金彝道士、金晷道人等,浙江上虞人。徐三庚时以篆书闻名于世。其人印文字取法《天发神谶碑》、《华山碑》额等篆书体势,着意强调姿态的生动飘逸。印作如“徐三庚印”、“秀水蒲华作英”、“桃花书屋”等。
  
  清末民初,社会动荡,新生的文化艺术理念交融并会,此时的印学大家当推吴昌硕。
  吴昌硕(1844—1927),原名俊,又名俊卿,字昌硕,亦作仓石、仓硕、昌石,号缶庐、苦铁、破荷,浙江安吉人,曾任西泠印社首任社长,诗人,画家。他的篆书,着力于《石鼓文》。孕育变化,出以新意。六十五岁自题《石鼓文》临本说:“予学篆好临石鼓,数十载从事于此,一日有一日之境界。”篆刻以秦汉玺印、封泥、瓦陶等文字入印,并独创厚刀钝刃,切冲入石,雄浑苍劲,一洗浙、皖成规。“泰山残石楼”、“传朴堂”、“昌硕”、“破荷亭”、“园丁生于梅洞长于竹洞”等印都是其代表作,用刀浑成凝重,进入化境。吴昌硕的边款,古朴、浑厚,含蓄,更具浓郁的笔意,为后来大多数篆刻家所效仿。
  
  黄士陵(1849—1908),字牧甫,亦作穆甫,号黟山人,安徽黟县人。篆刻早年摹拟吴熙载、赵之谦、丁敬、黄易,后师法秦汉玺印,更参以钟鼎泉币、秦权汉镜、碑碣陶瓦文字笔意,将印从书出、印外求印的创作方法发挥到了极致。结体奇正相生,方圆并用,其风格独树一帜,世称“黟山派”。黄牧甫的边款,多用单刀凿款,辅以切拉。刀锋凌厉,结体开展,风格独具,为后世边款字开了一条新路。作品有“十六金符斋”、“好学为福”、“四钟山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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