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74.明清篆刻

　　明清篆刻
　　明代在我国篆刻艺术史中是一个重要时期，也是篆刻艺术复兴和蓬勃发展的时期。
　　明代篆刻艺术的辉煌成就，主要产生于明代中后期。正德、嘉靖以后，以文彭为代表的一批文人篆刻家的崛起和流派印学的初步形成，标志着明代篆刻艺术步人了繁荣的时代。特别是石质印材的广泛使用，为文人亲自操刀镌刻印章大开方便之门，使篆刻艺术真正发展成为一种与书法、绘画并立的东方艺术门类。
　　明代中期篆刻艺术的中兴之功，首推文彭。
　　文彭(1497—1573)，字寿承，号三桥，(江苏)苏州人。文征明的长子，官至南京国子监博士，世称“文国博”。周亮工在《印人传》中记叙了其所获的一则传闻，即文彭在南京国子监任上，从一民间老翁处买得两筐青田石，后开始以石刻印。文彭在印史上功绩主要在于：第一，亲自动手刻印创作；第二，推广了青田石印材的使用；第三，由于文彭的巨大影响和众多追随者的成就，造成流派印学的形成。这种“开朝花以启夕秀”式的时代贡献，使其成为印史上公认的流派篆刻的开创者。后世称追随其篆刻风貌一路的为“文派”，或“三桥派”。
　　传世文彭印作伪品极多，鱼目混珠。从其墨迹押尾名字印作如“文彭之印”、“文寿承氏”等作中可窥其治印面目。而文人篆刻在印侧刻制边款的做法，也是从文彭开始的。如西泠印社藏“琴罢倚松玩鹤”印，其边款采用双刀刻成，方法如同刻碑。
　　
　　何震(1535—1604)，字主臣，又字长卿，号雪渔山人，安徽休宁人，客居南京，与文彭交往。精于篆刻，所作印作“法古而不泥古”，章法端严匀整，气势恢宏，刀法具有独特个性，峻挺清健，篆刻风格于其为之一新。如“听鹂深处”、“竹中小隐”等印，大刀阔斧，酣畅淋漓。何震又首创单刀刻款法(如《听鹂深处》边款)，生辣苍劲，后世多为取法。晚年曾以自刻印辑成《何雪渔印选》，成书于万历中期，是历史上第一部印人自辑印谱，对当时印坛风气有巨大影响。后世称之为“何派”或“雪渔派”，并将其与文彭并称“文何”。
　　
　　何震时代，顾从德的《集古印谱》出版了，这是第一部著名的集古印谱。隆庆六年(1572)，顾氏委王常辑自藏印及部分借白好友所蓄印记一千八百余方，首创以秦汉印原印钤拓，共钤二十部。此谱问世，轰动文坛。该印谱为推动明代篆刻艺术的昌隆勃兴，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无论是在印谱史上或是在篆刻史上都有其深远的影响和贡献。
　　在文彭、何震的影响之下，明代万历年间印学空前繁盛，印人之多可谓史无前例。这其中成就最高的，当推苏宣，他与文何并称，鼎足而三。
　　苏宣(1553—1626后)，字尔宣，一字啸民，号泗水，歙县人，著有《印略》三卷。苏宣篆刻，师事文彭，同时受何震影响。他先后临摹汉印近千钮，功力深厚；又素精六书，古碑残碣，无所不窥，眼界开阔，勤于探索。代表作有“苏宣”、“墨皇素臣”、“痛饮读离骚”等。苏宣所刻边款，多为劲健洒脱的草书，以单刀为主，刀法流畅秀逸，与文彭、何震各具一体。宗其者后人称为“泗水派”。
　　
　　至明代末年，有姓名可考的印人多至数十人。风格特征较为明显、成就杰出而影响也大的，应属汪关、朱简、梁裹三人。
　　汪关(约1575—1631后)，字尹子，初名东阳，字杲叔，安徽歙县人，家居娄东。著有《宝印斋印式》二卷。汪关治印，对古玺、汉印的基本功夫极深，渊静工致，用刀光润。后世推崇他直接文彭的“正传”，并称文、汪。其白文印作“汪关之印”等，即使置之汉印之中也算是上乘之作。他刻的鸟虫篆尤为绝唱，如“季常”、“李宜之印”都美轮美奂，不让汉人。
　　
　　朱简，生卒年不详，年岁约与汪关相当，字修能，一字畸臣，又名闻，安徽休宁人。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历时14年成《印品》。后又著有《印书》、《印经》等，并辑有《修能印谱》、《菌阁藏印》传世。朱简于印学理论，多有卓识，从史学、文字学和艺术的层面对我国篆刻艺术了做了全面的发掘。同时他也是第一位对明代印人作出流派划分的篆刻批评家。其对印学的贡献，在许多方面都具有开创意义。朱简印作多用“碎刀”，笔笔钝拙而不光整，表现出道劲的笔意，令人耳目一新。对后来巴慰祖刀法乃至浙派创始人丁敬的刀法不无影响。
　　
　　梁裹(?-约1644年)，字千秋，扬州人，久寓南京。篆刻授业于何震，朱简将他归为雪渔派。著有《印隽》，成书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其治印面目较多，虽谨守师法，但印章布局和人印内容亦趋多样，饶有慧一tL,。其作白文印“兰生而芳”，体势博大而用刀生辣；朱文“折芳馨兮遗所思”，章法浑成而笔画圆劲。这类作品对清代邓石如有很大影响。
　　
　　清代，篆刻艺术更为兴盛发展，名家辈出，流派纷呈，成为中国印学史上第二个繁荣的高峰。
　　清代篆刻艺术大体可分为两个大的阶段。清中期以前，为继承明代的传统，为明末印风的延续。中期以后，由于古代文物出土日益增多，金石学蓬勃发展，许多有成就的书家倡导“以书入印”，印用文字扩展至新出土的玺印、碑版、砖瓦、泉布、镜洗等金石文字，使篆刻艺术面目为之一变。
　　程邃(1605～1691)，字穆倩，一字朽民，号垢区、垢道人、江东布衣，歙县人，是明末清初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印人。其刻印精研汉法，章法精严，刀法凝重浑茂，得古拙朴厚之致。程邃篆刻的最大创新是以款识录即大篆文字人印，启发了后世印人对古玺风貌的追求。当时安徽印人多师法程邃，后世称之为“徽派”，而程邃则被认为是徽派的开创者。代表作有“垢道人程邃穆倩氏”、“郑篮之印”等。
　　
　　林皋(1657一?)，字鹤田，又字鹤颠，福建莆田人，居常熟。康熙十二年(1673)辑有《宝砚斋印谱》二册。林皋的篆刻风格与汪关一脉相承，不同的是他并不刻意摹古。他的印出于古法，又运以己意。刀法峻健爽利，篆法纯雅典正，章法繁简相宜。如“林皋之印”、“案有黄庭尊有酒”等印，无不将工雅一路印风提到了新的高度，并定型为一种经典的创作模式。
　　
　　清代中期篆刻繁荣的重要标志是丁敬创立浙派印风和邓石如、巴慰祖重振了徽派印风。
　　丁敬(1695—1765)，字敬身，号钝丁、砚林、龙泓山人等，浙江钱塘人。丁敬篆刻，吸取秦、汉印和前人长处，以切刀法刻石，苍劲质朴，极力扭转了当时印坛趋向娇柔妩媚的颓风，使印学得以重振。其代表作“赵琛印”，体现了丁敬深厚的秦汉印功底；而朱文印，如“敬身”、“西湖禅和”等印，以小篆、缪篆文字入印，用长短结合的细碎切刀，后来被蒋仁、黄易、奚冈等人所继承，成为浙派篆刻的特征与标志。此外丁敬的边款以单刀出之，表现出了老辣、苍古的刀趣。
　　
　　丁敬晚年，其印风成为青年印人效仿的师范。其后继起者有蒋仁、黄易、奚冈三家，世称“西泠四家”或“浙派四家”。
　　蒋仁(1743-1795)，原名泰，字阶平，后因得汉蒋仁铜印而改名，号山堂、吉罗居士、女床山民等，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当时以书法名世，诗画皆1二。蒋仁治印，以丁敬为宗，重点在朱文印方面强化和提炼了丁敬的技法特征，如“蒋山堂印”、“真水无香”等印，简静清逸，用刀沉稳。
　　黄易(1744—1802)，字大易，号小松，又号秋盒，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官山东运河同知，住在济宁多年，是位水利专家。他的白文印，是浙派风格白文印成熟和定型的标志。“得自在禅”、“一笑百虑忘”等印，是其白文印风格的典型代表。布局庄凝重，笔画简静浑融，用刀遒劲爽利，意趣渊雅闲逸，对于发展和完善丁敬开创的浙派印风有杰出的贡献。
　　奚冈(1746-1803)，原名钢，字铁生，一字纯章，号萝庵，别号萝庵外史、蒙泉外史、散木居士等，浙江钱塘(今杭州)人，著有《冬花庵烬余稿》、《蒙泉外史印谱》。奚冈当时以画家名世，善做山水花卉，诗、书也具精。奚冈篆刻继承丁敬的主体印风，以古意疏淡为特色，秀逸脱俗，如“蒙泉外史”、“金石癖”等印。
　　
　　浙派印学的创立，完成于西泠前四家，而继之而起的，有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钱松，世称“西泠后四家”。或将前四家加上二陈，称为“西泠六家”。或再加入赵、钱，合称“西泠八家”。
　　陈豫钟(1762-1806)，字浚仪，号秋堂，浙江钱塘人。诗书画印当时都颇有声誉。印宗丁敬，谨守法度，章法上以平正为主，开合自然，如“更生审定”、“留余堂印”。可以说其用刀在西泠八家中最为含和，所作边款也静严隽永。
　　
　　陈鸿寿(1768—1822)，字子恭，一字曼生，浙江钱塘人。所作隶书多有创意，独步一时。其刻印，在师法丁敬的基础上，运刀道练，豪迈自如。印作如“绕屋梅花三十树”、“南宫第一”等。
　　赵之琛(1781—1852)，字次闲，号献父，浙江钱塘人，诸生，著有《补罗迦室集》、《补罗迦室印谱》。他是陈豫钟的学生，书画并工，印学受之于陈豫钟，亦兼用陈鸿寿刀法。印作如“驰神运思”、“补罗迦室”等。
　　
　　钱松(1818--1860)，原名松如，字叔盖，一字耐青，号铁庐、西郭外史，浙江钱塘人。善鼓琴，工篆隶，尤嗜金石，藏古碑旧拓皆有题跋。善山水、梅竹。其治印功力深厚，师法丁、蒋，而浑厚朴茂，比同时诸家意境为高。印作如“胡鼻山胡鼻山人”。
　　当浙派印学风行之际，一批徽籍印人也同时崛起。
　　邓石如(1743—1805) 【秦汉书法家作品www.shufaai.com】，原名琰，字石如，因避嘉庆帝讳，改以石如为名，字顽伯，号古浣子、完白山人，安徽怀宁(今安庆)人。
　　邓石如是清代杰出的书法家和印学家。其以隶书笔法写篆书，对后世书篆者影响很大。他的篆刻，初学何震、梁裹。而其在篆刻上的成功更是和他在书法上的创新与成功密不可分。他将篆书上变化的姿态运用到了印章上来，这是印学家从未有过的创举。这就是后世所公认的“印从书出”或“以书人印”，从此印学气象为之一新。在章法运用上，邓石如更是提出了“计白当黑”的美学观，将印面的朱与白、疏与密关系有对立而趋于统一。特别是他的朱文印，更有创造性的发展。代表作如“意与古会”、“江流有声断岸千尺”、“燕翼堂”、“新篁补旧林”、“一日之迹”等。白文印“邓石如”、“邓氏完白”等，使传统的仿汉印刻法呈现了全新的面貌。他的边款，单刀直人，作草体一笔而就，气势贯串。
　　
　　邓石如之兴起，较程邃晚半个世纪，其篆刻风格也与程有较大差异，后人或称为皖派，或径称邓派。对后来的吴让之、赵之谦、徐三庚、黄士陵、吴昌硕等晚清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与邓石如同时而起的巴慰祖，篆刻与邓氏相近，与邓氏共开徽派新风，并与程邃、汪肇龙、胡唐合称为“歙四子”，后人亦称做“歙派”。
　　巴慰祖(1744-1793)，字予藉，又字子安，号隽堂，又号莲鲂，歙县渔梁人，居扬州。巴慰祖传世印作极少，其印作，多用“涩刀”而不光润。仿秦汉印作如“晋堂巴
　　慰祖之印记”、“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亦善用大篆文字刻多字印，得汉印神韵，浑穆安闲。而其以“下里巴人”为代表的元朱文印，更是于印文中融人了秦汉以来碑版石刻篆文的体势，简静和谐，对后世颇有影响。
　　
　　汪肇龙(1722—1780)，亦作肇涟，字松麓，一字雅川。他的篆刻作品，今仅见一方仿汉之作“尚书郎印”。
　　胡唐(1759—1826)，又名长庚，字子西，号西甫，别署城东老人、木雁居士，为巴慰祖的外甥。篆刻得巴慰祖亲授而与之齐名，世称“巴胡”。存世作品也仅见“白发书生”等若干方。
　　此外，这一时期重要的印人还有董洵。
　　董洵(1740—1812)，字企泉，号小池，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其篆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重视对秦汉印的研究与借鉴。风格上倾向于浙派，但在印面章法上受徽派影响也尤为明显。董洵印谱失传，仅从少量遗留作品中窥其面貌，如“中年陶写”、“和神当春”等印。
　　
　　清代乾嘉以后，由于出土文物渐多，金石文字学极为兴盛，篆书艺术突飞猛进，对古代印章、封泥的搜集和研究也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从而为篆刻家提供了极为广泛、丰富的取资条件，印坛别开生面，风气日新，至晚清而达到了极盛时期。至四大家吴让之、赵之谦、吴昌硕、黄牧甫出，遂使数百年来印坛名家黯然失色。
　　吴让之(1799—1870)，原名廷飚，字熙载，后以熙载为名，字让之，五十岁以后以字行。号晚学居士，江苏仪征人，诸生，著有《师慎轩印谱》。
　　吴让之师从包世臣，是邓石如的再传弟子，兼擅书画篆刻。其篆刻，以汉印为底，以邓石如为面，而有强烈的个性，独具特色。朱文印“逃禅煮石之间”、“观海者难为水”、“吴熙载藏书印”等印最能代表吴让之朱文印风格特征的杰作，完成了书与印的完美结合，充分表现出了刀情笔意之清健、秀逸、流畅。白文印“吴氏让之”、“熙载之印”等印，文字变化多端，灵动活泼，轻松澹荡。其篆刻风格影响深远，稍后的吴吕硕和黄牧甫都曾对其有过学习借鉴。
　　
　　赵之谦(1829—1884)，字捣叔，一字益甫，号悲盒、无闷、冷君等，自署二金蝶堂，浙江会稽(今绍兴)人。
　　赵之谦是一位天才学者和艺术家，有遗著三十二种，于书画金石、碑刻帖目，造诣极深。他的篆刻，不专治某一家，于浙派、徽派各有取法。并进一步拓宽了取法范围，广泛地借鉴了晚清以来日益增多的出土金石文字，用以入印。印外求印，是其对于印学的重大贡献。“沈树镛”、“仁和魏锡曾稼孙之印”、“丁文蔚”等印，于严整中求大疏大密，大开大合。“赵之谦印”、“鉴古堂”等印，刀法上重视笔墨趣味。他说：“古印有笔犹有墨，今人但求刀与石”，给后人以多方面的启示。
　　此外，赵之谦的印章边款也是别开生面的，首创将北魏石刻字刻款、朱文刻款以及将汉画石刻引之入款，大大扩展了印章的边跋艺术领域。其篆刻方面的成就卓越，为一代宗师。
　　与赵之谦同时代的徐三庚，也是这一时期印坛颇有影响的印人。
　　
　　徐三庚(1826--1890)，字辛谷，又字袖海，号井晷，别号金彝道士、金晷道人等，浙江上虞人。徐三庚时以篆书闻名于世。其人印文字取法《天发神谶碑》、《华山碑》额等篆书体势，着意强调姿态的生动飘逸。印作如“徐三庚印”、“秀水蒲华作英”、“桃花书屋”等。
　　
　　清末民初，社会动荡，新生的文化艺术理念交融并会，此时的印学大家当推吴昌硕。
　　吴昌硕(1844—1927)，原名俊，又名俊卿，字昌硕，亦作仓石、仓硕、昌石，号缶庐、苦铁、破荷，浙江安吉人，曾任西泠印社首任社长，诗人，画家。他的篆书，着力于《石鼓文》。孕育变化，出以新意。六十五岁自题《石鼓文》临本说：“予学篆好临石鼓，数十载从事于此，一日有一日之境界。”篆刻以秦汉玺印、封泥、瓦陶等文字入印，并独创厚刀钝刃，切冲入石，雄浑苍劲，一洗浙、皖成规。“泰山残石楼”、“传朴堂”、“昌硕”、“破荷亭”、“园丁生于梅洞长于竹洞”等印都是其代表作，用刀浑成凝重，进入化境。吴昌硕的边款，古朴、浑厚，含蓄，更具浓郁的笔意，为后来大多数篆刻家所效仿。
　　
　　黄士陵(1849—1908)，字牧甫，亦作穆甫，号黟山人，安徽黟县人。篆刻早年摹拟吴熙载、赵之谦、丁敬、黄易，后师法秦汉玺印，更参以钟鼎泉币、秦权汉镜、碑碣陶瓦文字笔意，将印从书出、印外求印的创作方法发挥到了极致。结体奇正相生，方圆并用，其风格独树一帜，世称“黟山派”。黄牧甫的边款，多用单刀凿款，辅以切拉。刀锋凌厉，结体开展，风格独具，为后世边款字开了一条新路。作品有“十六金符斋”、“好学为福”、“四钟山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