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评判标准之缺失与中国书坛之乱象

(选自王根权著《中国书法品评》)
按照客观的认识，严谨的态度，科学的方法，理想的现实，书法的评判首先必须确定一个客观的评判标准，再配以科学规范的操作实施方法，评判方可进行。否则，便无法进行。中《国书法评判的现实极不尽人意，从中国书法的诞生始，书法的评判就是在书法评判标准这一最为关键、最为核心的根本要件缺失的情况下进行的。
客观的书法评判标准的缺失，意味着书法评判的多标准，多标准的实质是没标准。书法评判与名利相关，这就使得不同的人及人群，可以为自己着想，从与己有利的前提出发，选择标准和自定标准。使得不同的人，为不同的评判目的，采取不同的评判方法。这就决定了，书法名利的竞争是一种不公平的竞争。其中真真假假，虚虚实实，难以尽说。滥评、乱评、妄评、错评，司空见惯。
孙过庭在其《书谱》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谢安素善尺牍，而轻子敬之书。子敬尝作佳书与之，谓必存录。安辄题后答之，甚以为恨。安尝问敬：‘卿书何如右军？’答云：‘故当胜。’安云：‘物论殊不尔。’子敬又答：‘时人那得知！’”①
这句话的意思是：谢安喜欢尺牍，谢安的尺牍也写得很好，对王献之的尺牍不十分看重。王献之曾经书写了数幅自己认为很不错的尺牍送给了谢安，内心在想，这些书作谢安一定很赏识，定会将它收藏起来的。谢安收到王献之的尺牍后，总是在书作后边题写几句话再还给王献之，王献之对此很伤感。谢安曾经问王献之：“你的书法与你父亲王羲之的书法相比怎么样？”王献之回答：“应该超过我的父亲王羲之。”谢安说：“除你自己以外，别的人对你和你父亲书艺的看法，可不是你这样的。”王献之又回答：“现在的人，他们哪里知道那么多！”
王献之是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的书法是王羲之教的。为了书名，王献之既不尊师，也不尊父。王献之看出了书法评判没有标准这一弊端，关乎书法作品的好坏高下，优劣梯次完全是凭人去说。他想到了谢安，想利用谢安的声望提升自己的书名。谢安不入他的套，还责问王献之。王献之情急之下，说出了书法评判没有标准这一弊端。好一句“时人那得知！”说得谢安无言以对。时人的确不知道书法是怎么评的，书法名家是怎么来的，谁的书名比谁的大。“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在书名面前，父子尚且如此，更何况他人。
米芾是大家公认的书法大家，在书法的评判上，博取书名的“私心”不遮不掩。在推崇自己方面，堪称书法史上的“王婆”。在诋毁别的书家方面，又堪称书法史上的“泼妇”。以下摘录其《海岳名言》②中部分文字以供参考：
“吾书小字行书，有如大字。唯家藏真迹跋尾，间或有之，不以与求书者。心既贮之，随意落笔，皆得自然，备其古雅。壮岁未能立家，人谓吾书为集古字，盖取诸长处，总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以何为祖也。”
“江南吴
、登州王子韶，大隶题榜有古意。吾儿友仁，大隶题榜与之等。又幼儿友知，代吾名书碑及手大字更无辩。”
“欧阳询“道林之寺”，寒俭无精神。柳公权“国清寺”，大小不相称，费尽筋骨。”
“字之八面，唯尚真楷见之，大小各自有分。智永有八面，已少锺法。丁道护、欧、虞笔始匀，古法亡矣。柳公权师欧，不及远甚，而为丑怪恶札之祖。自柳世始有俗书。”
“唐官诰在世，为褚、陆、徐峤之体，殊有不俗者。开元已来，缘明皇字体肥俗，始有徐浩，以合时君所好，经生字亦自此肥。开元已前古气，无复有矣。”
“唐人以徐浩比僧虔，甚失当。浩大小一伦，犹吏楷也。僧虔、萧子云传锺法，与子敬无异，大小各自有分，不一伦。徐浩为颜真卿辟客，书韵自张颠血脉来，教颜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非古也。”
“柳与欧为丑怪恶札祖，其弟公绰乃不俗于兄。筋骨之说出于柳，世人但以怒张为筋骨，不知不怒张，自有筋骨焉。”
“世人多写大字时用力捉笔，字愈无筋骨神气。作圆笔头如蒸饼，大可鄙笑，要须如小字，锋势备全，都无刻意做作乃佳。自古及今，余不敏，实得之。榜字固已满世，自有识者知之。”
“石曼卿作佛号，都无回互转折之势。小字展令大，大字促令小，是张颠教颜真卿谬论。盖字自有大小相称，且如写“太一之殿”，作四窠分，岂可将“一”字肥满一窠，以对“殿”字乎！盖自有相称，大小不展促也。余尝书“天庆之观”，“天”“之”字皆四笔，“庆”“观”字多画在下，各随其相称写之。挂起气势自带过，皆如大小一般，真有飞动之势也。”
“欧、虞、褚、柳、颜，皆一笔书也。安排费工，岂能垂世。李邕脱子敬体，乏纤浓。徐浩晚年力过，更无气骨。皆不如作郎官时《婺州碑》也。《董孝子》《不空》，皆晚年恶札，全无妍媚，此自有识者知之。”
“颜鲁公行字可教，真便入俗品。友仁等古人书，不知此学吾书多。小儿作草书，大段有意思。”
引文是米芾褒赞自己和两个儿子，诋毁别的书法家的重点语。不难看出米芾说到自己和自己的两个儿子的书作时，都是选好地说，极力热捧。论及别人，尤其是书史上的大家时，总是能找出各种各样的污秽言词诋毁否定。诸如欧阳询、柳公权、智永、丁道护、虞世南、陆柬之、徐峤之、唐明皇、徐浩、张旭、石漫卿、褚遂良、颜真卿、李邕等，这些被后世推崇的大家，米芾均以“无精神”“非古也”“乏纤浓”“岂能垂世”“更无骨气”“全无妍媚”“俗”“恶”等词语加以否定。结论是：别的书法家都不如自己和自己的儿子。
《海岳名言》中诋毁别的书法家时，用得最多的也是最毒的两个词是“俗”与“恶”。这就是米芾的“杀手锏”。“俗”与“恶”的具体含义是什么？米芾未说清楚。但这两个词的功能和作用却非常清楚，如同两盆污水，只要泼到哪位书家的身上，一定能将他搞倒搞臭。米芾之后，许多书评家竞相争抢米芾的“杀手锏”，动辄端起“俗”与“恶”两盆污水向被贬书家泼去。从这个意义上说，米芾在书法的评判中标树了一个很坏的榜样。
书法评判标准的缺失，书法名利的诱惑，不公平的书名竞争，使得书坛一片混乱。历史上任何一位书法家，说他好，可以找到评说的依据，说他不好，同样可以找到评说的理由。肯定它容易，否定他也容易。各有各的说法，各有各的道理。历史留给中国书法的评判就是这样一笔糊涂帐，千百年来书法家们就生活在这样一种书法评判的环境之中。
在中国书法评判标准缺失下，“良心评判”是唯一选择，“拍脑袋”是唯一办法，混乱的根源是博取书名的“私心”。如果没有博取书名的“私心”，“良心评判”“拍脑袋”也能反映出书法评判中的一些客观真实。
唐太宗李世民在其《王羲之传论》③中有这样一段评论：“献之虽有父风，殊非新巧。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其枯树也，虽槎枿而无屈伸。其饿隶也，则羁嬴而不放纵。兼斯二者，固翰墨之病欤！子云近世擅名江表，然仅得成书，无丈夫之气。行行若萦春蚓，字字如绾秋蛇。卧王濛于纸中，坐徐偃于笔下。虽秃千兔之翰，聚无一毫之筋。穷万谷之皮，敛无半分之骨。以兹播美，非其滥名邪？此数子者，皆誉过其实。所以祥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
宋高宗赵构，在其《翰墨志》④中云：“《评书》谓羊欣书如婢作夫人，举止羞涩，不堪位置。而世言米芾喜效其体，盖米法欹侧，颇协不堪位置之意。闻薛绍彭尝戏米曰：‘公效羊欣，而评者以婢比欣，公岂俗所谓重台者耶？’”又曰：“本朝承五季之后，无复字画可称。至太宗皇帝始搜罗法书，备尽求访。当时以李建中字形瘦健，姑得时誉，犹恨绝无秀异。至熙丰以后，蔡襄、李时雍体制方如格律，欲度骅骝，终以骎骎不为绝赏。继苏、黄、米、薛，笔势澜翻，各有趣向。然家鸡野鹄，识者自有优劣，犹胜泯然与草本俱腐者。”
唐太宗只推崇王羲之，不称“二王”。将王羲之与王献之予以了严格的区分。宋高宗在书画方面绝对是行家，造诣很深，在其眼里“苏、黄、米、薛”所谓的四大家不过“家鸡野鹄”而已。皇帝毕竟是富有天下，在书法的评判中少了名利的因素，客观性与真实性自然也就要多一些。他们的评判对后世书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中国书法的评判不失为一种启示。
中国书法家协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书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国书法的评判又如何呢？只是评判形式有所改变，而本质未变。
“猜、咚、吃”是孩子们玩的一种游戏，“猜、咚、吃”的内容是锤子、剪子、布三者的循环相欺取胜。锤子、剪子、布三者按照各自的属性是不能相比的，但孩子们要求它们比，而且必须比出一个胜否。怎么比？孩子们想出了解决办法，去掉它们的其它属性，只保留其中的一项属性，而且人为地赋予它们能够循环相欺。一个原本属于复杂的问题，就这样简单地解决了，“猜、咚、吃”游戏就玩开了。“锤子、剪子、布”游戏的实质是什么呢？一是没有标准；二是可以有裁判；三是多厢情愿；四是有相较结论。
今天中国书法的评判情况如何呢？一是没有评判标准，书作的优劣由评委说了算。评委说你好，你就好，不好也好。评委说你不好，你就不好，好也不好。二是有裁判，这个裁判还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有组织的群体，即评委会。三是多相情愿，组织者、参评者、评者全都是自愿的，没有一个是不情愿的。四是有评判结果，评判的结果是由评委们集体得出的。
将今天中国书法的评判与孩子们玩的“猜、咚、吃”游戏两相比较，四个要件全都相同。由此可知，今天中国书法的评判玩的就是“猜、咚、吃”游戏。将今天中国书法的评判与过去中国书法的评判相比较，除了出现“评委”一职一词外，其它均依旧。依旧是“良心评判”，依旧是滥评、乱评、妄评、错评。将今天书法评判中的滥评、乱评、妄评、错评与以往相比较，以往只是小范围的小人群行为，今天中国书协是书法人心目中中国书法的权威机构，以中国书协权威“认可”的滥评、乱评、妄评、错评广而告之于社会，其后果更糟更坏。将今天的“良心评判”与以往的“良心评判”相比较，似乎更为离谱。
中国书法的评判过去靠“贤者”，现在由评委。评委的出现，书法的评判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使得情况更为复杂。评委的出现，打破了以往“贤者改观，愚夫继声”的评判现象，“贤者”说了不算，由评委说了算。评委凭什么说了算？书法评判没有客观的评判标准，他们能凭什么？他们同“贤者”一样，只能凭感觉、凭良心、凭主观臆断，只能“拍脑袋”。以往书法评判的那把橡皮筋尺子掌握在“贤者”手中，现在评委接了过来。评委拿到了那把橡皮筋尺子后，不以为没法用，而以为好使，对自己有利。拿不到的想拿到，拿到的就不想丢手。
书法家要生活、要生存，需要书名书利。没有书名书利还能称得上书法家吗？不在乎书名书利，不追求书名书利还是一位好书法家吗？需要书名书利，在乎书名书利，争取书名书利，是书法家起码的思想认识要求，在这一点上是无可厚非的，社会应该给予理解和支持。
今天中国书法的展事赛事，客观上为书家书名竞争搭起了“擂台”，使得书家相互之间的“较争”更为激烈。书家为了能在这个“擂台”上亮相，进而在书场有自己的一席立足之地，不得不打造自己、包装自己，以引人注目。书家想方设法去出各种风头，这家那家、这派那派、这风那风、这书那书、这现象那现象，等等等等，形形色色，应有尽有。形式在不断变化，版本一次次翻新，但千变万化，万变不离其宗，无非是各自对自己的“锯、锤子、剪子”进行一番打造和外包装而已。
评委的出现，使得原来书家之间的“锯锤相较”之外，又多了一层与评委之间的“锯、锤子、剪子”相粘的关系。评委各自有各自的喜好，有“善用锯”的，有“惯抡锤”的，还有喜欢“使剪刀”的。“锤子”遇到了“锤子”，粘上了，就说好。“锤子”遇到了“布”那就说不好。同理，“剪子”得遇到“剪子”，“布”得遇到“布”，遇对了就好，遇错了，就不好。这样的评委其书品和人品无可厚非，算是有“良心”的好评委。还有一些评委受利益驱使，评判的“良心”丧失，公信全无。滥评、乱评、妄评、错评胜于以往，丑陋腐败应有尽有。
缺少客观评判标准的书法评判，导致了书法名利博取的不公平竞争，让众多的书法人陷入了迷茫。当大多数有品行有造诣的书家还在迷茫的时候，一些“聪明”的习书人看出了门道。有的主动放弃自己原来的本领，改习与评委同类的本领，与评委“相粘”。有的干脆就不在书艺上下功夫了，想方设法去贿赂评委。他们不惜下大力气，投大资本，利用政治的、经济的等等一切所能利用的手段去接近评委，设法撬评委的嘴，让其“改观”，为己说话。更有甚者，一些人不计自己的书艺，挖空心思往书协钻，想方设法搞书协主席或副主席干。这些人绝非平头百姓，全都有来头，不是有钱就是有势，有的本身就是高官。书艺平庸之辈所想要的书名得到了，新闻镜头跟进了，润格也就与日倍增，丰厚的经济回报也应之而来。平庸之辈的目的达到了，书协这块净土也就不净了，大量的腐败也就滋生了。
缺少客观评判标准的书法评判，使得玄学与神学有了用武之地，“王婆”与“泼妇”找到了平台，经济与仕途全都涌向了书场。评委的巧舌利齿可以将一些“美书”说成“恶”“俗”，逐出赛场。可以将一些“丑书”说得好上加好，美上加美，神而又神，玄而又玄，让人摸不着头脑。书名与经济相融，一条投资少、见效快、名利双赢的捷径打通了。在经济杠杆的撬动下，让评委说啥就说啥，让怎么说就怎么说。真正的书法大家落籍草野，一些平庸之辈折取“兰亭”桂枝，一夜步登书法圣殿。
各类书法赛事中获奖者不一定是好作品，出局者不一定是差作品，已经成为一种熟睹现象。每次书法赛事，不管书参赛者的意见有多大，骂声有多高，统统无济于事。中国书协每次大赛的评委基本是固定公开的，一些评委为了利用好自己的评委权，赛前就开始了自我宣传，就办起了所谓的“培训班”。“培训班”对于那些书名投机者，无疑就是天赐良机，对于评委则是书利的收获季节。
“良心评判”是一把可以任意延缩的橡皮筋尺子，用一把橡皮筋尺子去衡量一个书法家的书作水平，不要说得不出准确值，连近似值都得不出来，很可能得出的是相反值。客观的书法评判标准是一把刻度分明的“金钢尺”，这把“金钢尺”无论由谁操持，书法的评判都走不了大样。
中国的科举考试考的是文章，因为没有客观的评判标准，考案不断，最终这一制度失败。今天的高考作文，大家看到的只是一张试卷，实则与这张试卷配套的有一套客观的评分标准。正是因为有了客观的评分标准这把刻度分明的“金钢尺”，才确保了高考的信度和公正公平。每年数百万人考试，不看你是不是来自名校，也不看你是不是出于名师，只用分数说话。无论是高考的“状元”还是“孙山”，没有互相之间不服气之说，各个中学也没有相互诋毁之意。
纵观中国书法史，漫漫数千年，风起云涌。缺失客观评判标准的书法评判，专家不专，大家不大，鱼龙混杂，真假莫辨，好一个“乱”字了得。缺失客观评判标准的书法评判，书坛热热闹闹，纷纷扬扬，一派乱象，腐败蘖生，书场成了名利场。缺失客观评判标准的书法评判，评判的结果缺少信度，无法让大家信服，社会不予认可，市场予以排斥。只有建立中国书法客观的评判标准，中国书法才能走出长此以往的这一评判历史怪圈，滥评、乱评、妄评、错评的混乱局面才可告之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