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5.临川李氏藏本《淳化阁帖》之介绍与考证

　　【校读者案】《临川李氏藏本〈淳化阁帖〉之介绍与考证》，周伯鼎先生遗稿，凡七十五纸，原藏天津周叔弢先生处，现藏北京大学周景良先生寓斋。伯鼎先生讳震良，字伯鼎，以字行。身前为山东工学院电机系教授，是20世纪著名电机工程师及书法史名家。伯鼎先生祖籍安徽建德（今东至县），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生于扬州，1981年病逝于济南。曾祖周馥，以幕府起家，官至两江总督、两广总督，为李鸿章推行北洋海防、洋务建设及诸端政要幕后最重要之助手，风雨龙门四十年，与李始终相与；同时也是晚清内政外史上一关键人物，国之干城。祖父周学海，光绪壬辰（1892年）进士，与蔡元培、张元济、傅增湘、熊希龄同科，历官内阁中书、扬州府河捕同知、知府、江苏候补道、浙江候补道，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病卒。生平耽精医术，阐发古籍靡遗，刻有《周氏医学丛书》。父亲周达，字梅泉（一作美泉），号今觉庵，民国蜚声一时的诗人、数学研究先驱、“集邮大王”。今觉庵诗，郑孝婿评许甚高，王揖唐《今传是楼诗话》、钱锺书《容安馆札记》均有评述。民国人笔记称周达，“性聪颖，博览群书，尤精算学，无师承而一见骤解，盖夙慧也。尝游日本，彼国邃于此学者，咸钦服之，且邀入会，期时往来，共切磋云。近日学堂林立，算学尤为百学之宗，我国精此诣者尚不多觏，将来羽仪王国、甄陶多士，岂有出观察之右者哉！” 伯鼎先生早年入上海同济大学电机系，毕业后历任秦皇岛发电厂、青岛华新纱厂、德国西门子、苏州苏纶纱厂电机工程师。抗战胜利，受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派遣，赴台工作，“二二八事件”后，返回大陆。1952年始，任山东工学院电机系教授。伯鼎先生终身两大嗜好：一，喜诵佛经，终身信佛食素；二，喜好书法，尤精于鑑别古代法书，进行艺术史研究。周叔弢先生尝语人曰：“伯鼎健谈，是‘书学研究院’”，“所谈运笔之法，非下苦工不能有所得也。”俞剑华《鲁冀晋美术文物考察记》亦云：“周氏虽攻工学，对书画极有研究，收藏颇多，惜不能尽览，尤嗜端砚，收藏亦富。”概可见伯鼎先生之崖岸、旨趣。
　　伯鼎先生此文，写好即呈三叔周叔弢先生审阅。弢翁1979年9月3日致周珏良先生函云：“绍良来，收到《阁帖》。适伯鼎的《阁帖》研究及考证寄到，可以参考对阅。许多玄妙处，我还不能领会也。” 1980年3月31日致珏良先生函，又云：“本月初伯鼎家三人煤气中毒，大嫂已逝世，伯鼎仍未清醒，恐不易恢复。《论阁帖书》因骂人处太多，未能付印，是憾事也。”均可见周叔弢先生对伯鼎先生此文之推重。
　　此次整理，系受周景良先生委託。由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徐志超先生据手稿录入整理，北京大学孟繁之先生复校，并呈周景良先生审定。文中附图，由周景良先生提供。
　　我国书法之衍变由大小篆而汉隶章草，至汉末真行今草出。锺张并极，弟子徧于两晋，王羲之突出其间，于是集大成，膺书圣之称，及今言书法，亦惟山阴是归。顾代远年演，兰亭棐几婿化云烟，而历劫倖存之一鳞片爪，或出勾填，用工粗忽；或出于摹拟，形神俱非。欲窥庐山真面，辄有云迷雾合之感。至于《兰亭》千百信如聚讼，《圣教》一序又属集出，举此未足餍学者之求。独有宋初《淳化阁帖》褒集右军书达一百五十五帖之多，可谓网罗宏富。惟枣木原刻世无传本，且即当时各州之覆刻，如《潭》，如《绦》，如《二王府帖》，如《泉州》，如《临江》，以至《大观》、《太青楼》帖等原本，当南宋时已罕如星凤。盖时值靖康，戎马仓黄，木石俱焚，何况纸素。以是后世书法名家钜子，各是己是，此主彼奴，人宝家珍，莫衷于一，良无确凿之标准耳。然则欲求王氏之真谛，岂亦言哉。
　　忆民国十四五年（案1925—1926年）间，侍家君于许汉卿姑丈处。 座次，丈出眎新得临川李氏旧藏之《淳化阁帖》，倩家君就流传诸本比勘。家君罄旬日之力，校出不同于众本者若干条，并以小楷书跋于后（帖后许汉卿跋本朱君尊人代笔，作者注）。时不佞方研习金石碑版之学，丈目余从事考订此本刻搨时代，盖借以提絜勖勉也。乃就纸墨搨法，妄拟出于南宋名工之手以报命，实于此帖之确切时代以及其优异之处茫无所知，皮毛之论，实深愧炸。周君伯鼎毕生精研二王书法，腕下有羲之鬼，病世传王迹之纷乱，虑后学研求之迷惑，于是广聚流传之二王墨迹影本及《淳化》诸本，旁及《十七》、《大观》诸帖，详加校雠，剖析毫芒，考定李藏之阁帖为南宋国子监本，实是《淳化》祖刻之嫡嗣。举凡王虚舟《阁帖考证》所摘之讹误脱失，此本一之完好，复从结体、笔法、风格各方面阐明二王书法之精髓，以证此本审为衡度山阴家法之玉尺，他本全属土且，一扫前此之纷纭，树今后之指归。且欲于二王之外选魏晋六朝名家法书裒集成册，以为学书者之范本。仰见周君宣扬祖国文化，继往开来之苦心孤诣，某学殖浅薄，本不敢置一词，乃君以某于李藏之帖具有因缘，宜有所言，遂勉缀此小文以奉教。
　　一九七九年初夏 南山阳朱铸禹于小潜采堂
　　宋太宗于淳化三年（案992年）出内府所藏历代名书刻之枣木版，共十卷。其中王羲之书三卷，王献之书两卷，两晋六朝人书二卷，历代帝王书一卷，唐人及古法帖各一卷。民间及后世自此翻刻，子孙蕃衍，世之学书者乃得多见前代名迹。黄山谷尝谓：“恨无二万钱置一部。”二万钱虽稍多，然比之唐锺绍京毁家求书，仅得右军草书十馀纸、行书三纸者，所省岂不已多。又比之借人家藏名帖，钩摹而学者，所便岂不已多。吾人预知《淳化阁帖》对于书法之功，不能不先谈一下历代名书，特别是二王的书迹流传存燬的情况。
　　汉末东西晋书才辈出，而最为人所称颂的莫如二王。晋以后历代帝王好书者，莫不穷极搜索。宋齐以降，梁武帝尤好书，搜罗尤力。六朝每代不过数十年，换代之季每遭散失焚燬，故帝王之好书无异聚而歼之。根据唐张怀瓘的《二王书录》，梁元帝在魏师攻陷前，命人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并二王书七十八帙，七百六十七卷，全部焚燬。后唐太宗特好羲之书，下令天下进呈，广求书迹，仅得羲之草书九百馀纸，行书二百馀纸，真书数十纸，经武后之乱，亦多散失。幸太宗在世时曾令僧怀仁集右军行书，有《圣教序》之刻，其原石今尚存，且今尚存宋拓本。但既是集书，只传用笔与结字，不传行间。草书则有《十七帖》之刻，原石早亡，今所传宋拓本亦是几经传摹翻刻，无复右军笔意。另外则有唐僧大雅所集右军行书《兴福寺碑》，又名《半截碑》，有《圣教序》以外之字，旧拓尚可求。
　　宋太宗所刻阁帖，其原帖一部分乃得之前朝，一部分亦搜之民间。由于是木板易坏，故甚矜重，大臣有拜相者乃赐一部，其后不复赐，盖版已损坏。当时以初拓祖本翻刻者已有潭州石刻，甚至再翻本亦胜彼损坏之祖本，故不复赐。及至大观（案宋徽宗年号，1107—1110年），去淳化已百二十年，版虽尚在，实已损坏不堪，当时原帖尚在，徽宗乃有《大观》之刻。《大观》所据帖完全相同，仅先后次序、行之长短，与每帖标题有所改易者。《大观》未闻有知名之翻刻。根据情理而论，《淳化》与《大观》但得初拓之祖本，精翻一传甚至再传，亦应离原迹不远，而事实乃有大谬不然者，此其故后章再谈。
　　此处自然应提出一个问题，阁帖诸原迹何在，岂兵乱遭焚燬耶？抑金人虏之俱北耶？据南宋以后种种情况推测，必是悉遭焚燬，人间无复馀踪。或谓宣和（案1111—1117年）、政和（案1119—1125年）之书画何以犹有存者，此当别贮一处。阁帖原迹则根据种种之记载，以及明代诸丛刻，后世从无阁帖中一帖重现于世，即有同名之帖，亦是另一摹本。所以二王以及魏晋名书经过三次大浩劫：第一次为梁元帝之有意焚燬，聚而歼之，此次损失最大。第二次为唐太宗所藏经武后之乱复散失民间，虽非聚而歼之，然聚而复散，散而复聚，千馀纸之右军书至淳化已不足百帖矣。靖康之难，又付之一炬。二王书至宋本已无多，宋内府已是竭泽而渔，阁帖外今世所存二王书数不满十。吾所谓真迹不必亲笔，但得精心钩摹不失笔意，即作真迹观可耳。及至清乾隆帝好书，搜索一生，仅得右军《平安》、《何如》、《奉橘》、《快雪》数帖，又《万岁通天帖》中之《姨母》、《初月》二帖，草书仅《初月》一帖，堪称真迹，但非其最佳者。故《淳化》之刻，与山阴书法之断续，有莫大关系。
　　《阁帖》虽真伪杂糅，然根据米芾、黄长睿、王澍三家之鉴定，尚有：
　　羲之真迹 约七十三帖 三百馀行
　　献之真迹 约卅馀帖 二百馀行
　　两晋六朝人真迹 约五十馀帖 三百馀行
　　如此洋洋大观，但使有一善刻本，能得其真，无论其为祖本或一传再传者，均为人间瑰宝。所惜者，据南宋人记载，当时已不易见善本，何况后世。及至清人王澍著《淳化阁帖考证》，其平〔生〕所见诸本，已无一能免卅处之失误。今日影印诸本皆证实其言，且笔意以今世所存右军真迹绳之，笔划起转止处，其形状当圆者方，当方者圆，草书使转处当肥处瘦，当瘦处肥，圆弧曲度全不合法，平直之划多半变形，结体准绳规矩全不严格，此等本对于学书者不但无益，且又害之，盖以为“书圣”之书即是尔尔，翻被引入歧途，引入魔道。《阁帖》之名过大，二王、晋人书迹其中最多，而诸本如此，清代书家乃有舍帖从碑之论（阮元有《北碑南帖论》）。然碑皆正体，《圣教序》亦行书，草书则非《阁帖》不可（《十七帖》亦无善本）。二王、六朝书迹既经靖康之难，无复馀踪，欲学二王，乃唯寄望于《淳化阁帖》及其姊妹刻本《大观帖》，而所传诸本如此失真，今人慨歎。《阁帖》之子如《潭》、《绦》之旧本，南宋人有得一见，已引为平生幸事，何况今日。故在今日无论祖本之初拓，但得据祖本一传再传之本出现于世，亦为书法界之一大事，因今日有影印可以化身千百也。《阁帖》不得佳本，吾人曾寄望于《大观》，下面谈一谈《阁帖》姊妹本《大观帖》。
　　淳化后一百廿年，宋徽宗以淳化版已损坏，乃于大观二年（案1108年）用《淳化》所据原迹摹勒上石，仅行间稍高，每帖标题有所改正，先后次序有所改易，帖之多寡无增减，又改木版为石本。靖康之祸，不但原墨迹付之一炬，即《大观》之石，亦多半化为灰烬。然而究竟是石版，不致全燬。好事者携石之残存者俱北，即今所谓《榷场残本》是也。故《大观》十册俱全者悉是伪作，惟残卷间有真者，盖靖康之祸去大观才十馀年，世尚未闻有翻刻，如《潭帖》之翻《淳化》者。然所传《榷场残本》亦非无翻刻，但零星翻刻，工程不大，不见著录。如后章所述，将翁覃溪所题亦临川李氏所藏《大观》残本与李本《阁帖》较，亦有不可原宥之错误。徽宗既自《阁帖》原真迹上石，岂得有此种错误，故此残本亦是翻刻无疑。
　　另外继《大观》之后，徽宗尚有《太清楼法帖》之刻。据宋人《法帖谱系》，用《淳化》真迹外增入奇迹甚多，中有《兰亭》者是也。然《太清楼》之刻既在《大观》之后，工程又如此浩大，想工成时更近靖康之难，祖搨必不多，原石亦罹金人之祸，而时间淘汰文物之迅猛有非人所能想像者，《阁帖》之子孙蕃衍尚且不存，岂尚能望《太清楼》之初拓本耶？今所传者，悉是伪作或粗劣之翻刻本耳。
　　前云帝王之好书无异聚而歼之，至宋又竭泽而渔，然后付之靖康一炬，虽有彙帖之刻，而善本不可得。后世收藏家求《阁帖》以外之二王遗迹，仅存上述《快雪》等数帖，及日本所存之《孔侍中》、《丧乱》、《二谢》耳。其有与《阁帖》同名者，《阁帖》既无善本，人曾对之心生希冀，冀其或是可胜《阁帖》之另一摹本，及李氏本生出，乃证其失真，如：
　　献之《鸭头丸帖》，现藏上海博物馆，即明末馀清斋所刻。《阁帖》所刻据为真，此为辗转传摹本耳，虽有南宋内府收藏章，亦不能掩真鉴之目。关于此帖，后章再详谈。羲之《袁生帖》，明真赏斋曾刻，此亦失真之摹本。羲之《十一月廿七日帖》，此亦临摹本，见第四章之比较。宋人刻《宝晋斋帖》虽有经老米鉴藏之帖，然涣之一帖经与李本《阁帖》比较，亦仅较差之另一摹本耳。《阁帖》以外之二王帖，诸丛帖所刻，除羲之《快雪时晴帖》、《姨母贴》、《初月帖》为真，馀如快雪堂之《羊参军》、馀清斋之《思想帖》，虽有真源，亦经传摹，已失真意。宝晋斋之大令《十二月割帖》，虽经老米鉴藏，无大令逸气，终疑六朝好手所临，买王得羊则有之，但还不是真迹。三希堂所得小王《中秋帖》，亦唐宋名手所临，或谓即米临，亦有见地，终非晋笔也。献之《送梨帖》，亦仅临摹本耳。
　　晋人二王以外，只陆机《平复帖》、王珣《伯远帖》是真迹，其他如快雪堂所刻晋人帖，如王廙、王洽等，皆非阁帖原物，而是另一失真之摹本耳。
　　以上所定真伪优劣，有些是见过李本《阁帖》后加以研究比较，始敢做断言者。李本之出，使有志学二王、晋人者增加无限力量，而数百年来世人对《阁帖》之希望，得以满足。下章即介绍临川李氏藏本《淳化阁帖》。
　　清康、雍间王澍（字虚舟）著《淳化阁帖考证》十二卷，参考宋、元、明一些著作，详载自宋以来种种翻刻本，以及毕生所见各种本，并所见明代号称自祖本翻刻之泉州本（《考证》称为《世綵堂帖》），及明末肃府本（虚舟不及见乾隆御刻本），总结出诸本之共同摹失处有卅处之多。在清代稍晚，临川大收藏家李宗瀚忽得一部完整十册的阁帖，不但得免那卅处缺画缺字的失误，并且笔意生动，拖丝转折宛如亲见晋人握管临池。当得此帖时，惜精于考证、鉴赏之翁方纲已逝世，致李氏其他碑帖俱有翁之题跋，而此本独无。李宗瀚不久亦逝世，以致亦少其一跋。李氏子孙经友好劝说公之于世，时已有石印，乃于宣统元年（案1909年）付印，并由宗瀚孙李翊煌加一题跋。 此外仅有明万曆间潘祖纯一跋，疑为南宋淳熙（案宋孝宗年号，1174—1189年）修内司本。另外仅有清康熙间查昇一跋，仅称其为善本，未有考据。此本在民国十五年（案1926年）归当时大陆银行总经理许汉卿，许在民国廿四年（案1935年）以珂罗版影印，但当时只印百廿部，以赠友好之嗜此道者，且邀请上海诸名流、收藏家、考古家如庞莱臣、陶兰泉、李平书、吴湖帆等各出所藏阁帖名本与之比较。不但此本无他本之摹失处，且笔意宛然如生，起止使转皆合晋人笔法，如亲见晋人运笔，皆讚歎不已。然莫测其为何种本，但亦非祖本，以其为南纸南拓也（按此乃当时诸家意见）。
　　余于四十年前获得一部石印本，彼时我早有一部有正书局印的张得天本，因我是学王右军的，当时我早已熟悉右军行书《圣教序》、《快雪》、《奉橘》，及日本所藏三帖，草书则以姜辰英本《十七帖》为主。我对张得天本之右军帖本就不甚满意，及得李本，与李本比较之下，觉其用笔可与《圣教序》及上述数真迹帖相印证，远非张本之模棱。草书中与《十七帖》同名诸帖，与姜辰英本《十七帖》比较（姜本早归日本，即今日本《书道全集》所载之“上野本”），始感姜本之失真。然限于当时之书法水平，亦不敢决其为天下第一。后十年复得一部珂罗版本，即许氏所印者，获见许之题跋（在津门获识朱鼎荣先生，乃知此跋即先生尊人为许氏代笔者），始进而研究《阁帖考证》。且经世既久，多见千百年来诸名家书，其依违晋人得失之处，以此本右军诸真迹绳之，如燃犀照水，群邪无可逃。自家书诣亦因此长进，乃知此乃书法界之至宝，能满足数百年来世人从《阁帖》学二王之希望。
　　时间淘汰文物之迅猛令人惊歎，时至今日，不但清末之石印本已罕有人知，老书家亦罕有一部在箧者。四十年前之珂罗版因所印甚少，益无人闻见。唯许家亲友之好此道者，偶尚有一部未亡失耳。余乃因之发三愿：一、欲将此本重行影印，公之于世。原本未得前可以往日之影印本翻印，使吾国书法为之大振，一扫清人舍帖从碑之论，不但发扬此本之正宗书法，并通过比较将他本之谬误，笔致偏离右军笔意误人不浅处一一指出，俾世人不但明白此本之为黄金，抑且明见他本之为粪土。二、考证出此为何种本，众误独正之原因何在。三、《阁帖》为宋太宗命侍书王著所辑，由于王著学识荒谬，不知书法，其中真伪杂糅，虽经米元章、黄伯思、王虚舟先后鉴定，已得大部釐然明白。然其中仍有三人不同意见处，究竟以何人为准，且精真程度亦有等差，当与以公允之评价，在取为师范时便有选择，选其真精者付印，将大大节省费用，利于学者。
　　日本书道源自我国，然其钻研之功不可忽视，有《书道全集》之编辑，其在东晋册中引诸《阁帖》亦无此本，显然尚未获见。吾年来尝以此本示诸友好之好书法者，常遭淡漠，或有同意此本之稍胜他本，而无人同意他本之为土且，似乎书法可无严格之法度，似乎为了显示此本之传真且明见他本之失真，无可无不可。在后章吾将诸本与李本比较时，写出我的见解，海内不乏高明之士，望进而教之。
　　帖学虽烦琐，然若只求集中二王帖者，则唯有求之于《淳化阁帖》，及其姊妹本《大观帖》与《太清楼帖》。前已说过，《太清楼帖》原拓本久寂无闻，亦未闻有翻刻本，所有传世之本悉是伪作；《大观》有十册俱全者，皆是伪作。所传《榷场残本》尚有可观，然细审亦有原本必无之摹失，想《榷场》亦是必无翻刻也。于是二王及晋人书之研究，乃集中希望于《淳化阁帖》，因其子孙繁多，一传再传之本或有历劫经变倖存，逃灾祸得传于世者。王虚舟生于清康熙、雍正间，参考宋人之著述记载，下逮元、明之论述，并根据其平生所见各种本作《淳化阁帖考证》，实为此帖研究之大成。此书总结平生所见诸本，俱有共同，约卅处之摹失，且大部为失点失画甚至失字。王澍没后二百馀年，未闻有收藏家记述曾见一本能此卅处之摹失者，自有影印以来，吾国及影印诸本亦无一能免此病者，皆证实虚舟所考。直至李本以石印问世以来，仍未为世人所注意，仍继续影印诸劣本。李氏本归许时已为民国十五年（案1926年），海上诸名家亦未能定此为何种本。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先要从祖本是木版还是石版谈起。对此在宋时已有争议，而主张木版者占胜。时至今日，种种迹象证明其为木版，所谓上石（《阁帖》每册后有篆书“淳化三年奉旨摹勒上石”字样），乃沿用古来惯用之词。木刻可谓始于唐，广用于宋，但无用“上木”字样者。
　　再就木版之性质研究之，亦与所发生之现象符合。木版刻帖之利在柔，易于下刀，能纤毫毕肖。但此与印书不同，印书一时能印数百本，搨一份帖并非容易，因为阴文必须用布包的棉槌将喷湿之纸槌入凹处令其密合，然后复用另一棉槌蘸墨一徧徧加上。阴文之边缘易受压下陷，多拓使字渐肥。杜工部有句云：“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摹肥失真”，足见枣木刻书自唐已有，而偏肥是一特点。若一部《阁帖》近二百块，拓一份并非易事，一时不能多拓，故甚矜贵，大臣入二府者乃赐一本。一时初拓不过数十本，过几年再拓，木受天然乾湿之侵，或裂或腐，裂则拘以银锭，腐则使帖失画失字。吾人应更深入研究木版之特性，墨胶甚易沾尘垢，非若石刻可以洗剔；木版乾剔损木，湿洗腐木，所以墨胶沾垢渐积满点画中，则使帖或完全失去点画，或部份掩没，使画短画瘦。若一边沾墨一边内陷，则使点画变形，或移易位置，使笔意失真，不复有传真之价值，故不复赐大臣。欧阳修《集古录》疑版已燬，盖久不闻有搨帖之事也。其实版尚在，但已损坏，再拓本已不胜外间据初拓本之精翻本。欧阳公去淳化已六七十年，版岂有不坏之理。
　　直至元右（案宋哲宗年号，1086—1094年），去淳化已百年，版实损坏已甚，禁中久不拓，黄山谷乃云：“元右中，亲贤宅从禁中借版墨百本，分贻群僚。” 又宋曹士冕《法帖谱系》云：“余观近世所谓二王府帖者，盖中原再刻石本，非禁中板本也，前有目录，卷尾无篆文，盖显然二物矣。” 《阁帖考证》引孙承泽所见古本有绍圣三年（案1096年）宋人跋，谓：“御府法帖板本掌于御书院，岁久板有横裂纹。魏王好书，尝从先帝借归邸中模（即拓）数百本，又刻板本藏之，模搨镌刻，皆用国工，不复可辨。”魏王者即二王也。想此与山谷所说实是一事。明明版已坏，对所墨本不满，故据初拓重刻。二王帖今无传，今世所谓祖本，大都即此百年后版已损坏之拓本，或据此翻刻之本耳。元右去大观不过二十年，此最后之墨本谬种流传，坊间复据此粗率翻刻，但求工本廉贱，去真愈远矣。
　　时间淘汰文物，不但初拓祖本后世不复得见，其据初拓祖本精翻之本，如《潭》、《绦》旧帖、《二王府帖》，亦不复得见。据南宋人记载，得见一旧拓《绦帖》，已为幸事。其得传于后世者，乃百年版已损坏之后拓本耳。后世所称祖本，想即此种本及其翻刻本，故卅处之错误为诸本共同，而李氏本独能免此，故断其必是根据初拓祖本精翻一传之本。诸本之共同摹失曾使人疑为祖本不精，李本之出，不但打破祖本不精论，而且此本之精妙，甚至有人疑为淳化诸真迹未燬，南宋高宗依之重刻者。其出现之突然，究为何种本，则有明潘祖纯之题跋疑为修内司本，虽未是，颇与人以启发。据南宋人《法帖谱系》，淳熙十二年（案1185年）乙巳岁二月十五日修内司恭奉圣旨模勒上石，今此本无之，足见非修内司本，而很可能为高宗国子监本。查《考证》引《法帖谱系》云：“绍兴中，以内府所藏《淳化阁帖》刻板置之国子监，其首尾与《淳化》略无少异。”明明说是翻《淳化》旧帖。盖靖康之祸虽尽燬原迹，而帝王之力，或能致一初拓《淳化》初拓祖本。或高宗在外时曾携初拓精本自随，为欲加惠学书之士，故精心摹勒，其必为木而非石，盖淳熙去绍兴才四十馀年，若石本未经变故，何须重刻耶！
　　按虚舟在“右军部”《旦反帖》下注云：“此帖修内司本阙十一字。”此非引南宋人语，乃虚舟谓自家所见修内司本如此，可见彼所见修内司本亦未免卅处之摹失，明明翻已损祖本而妄加淳熙款耳。世所谓祖本或有名翻刻，大抵作伪託名，而卅处之失误乃“照妖镜”也。
　　李氏本或有疑为石本者，吾未见原本，仅凭影印，未能十分决定。倘是木版，更可能为国子监本。从书法之精细程度观，非有深于书者为之监督主持，为钩摹镌刻者决疑改正，不为功。此本“二王部”最精，盖高宗虽善书，万几之暇，亦只能择其最高者多留意耳。在下章，与诸本详细比较时，乃益见其精矣。
　　今将诸本卅处摹失，列之如下：
　　第一卷 《梁武帝帖》，“谢”字失笔。
　　《唐太宗卿与道宗帖》，后少一“卿”字。
　　《太宗八柱承天帖》，“川岳之灵”，“之”字下少一波。
　　《太宗门下中书帖》，“一二里”，误作“三里”。
　　第二卷 《桓温帖》，“馀所”，“所”字摹失。
　　《谢安顿首帖》，“君”字有失笔，“奈何”二字少一折。
　　王洽《感塞帖》，“承”字、“拜”字，皆摹失。（按：此二字《大观》亦不误。）
　　第三卷 《刘怀之帖》，“秋末阳远”，少一“秋”字。
　　第四卷 《徐峤之帖》，“动止”二字上多一横，成“正”。（按：张得天本不多此横。）
　　《薄绍之帖》，“多当”，“当”字摹失。
　　第六卷 羲之《省别具帖》，“宦”字、“祖”字，皆摹失。
　　羲之《袁生帖》，“未”字长竖不出头，成“”
　　第七卷 羲之《桓公当阳帖》，“蔡工”上多一横，想由板裂，李氏本仅一细线。
　　羲之《省飞白帖》，“省”字阙笔。
　　羲之《敬豫帖》，“敬”字少左边之绕画。
　　羲之《清宴岁半帖》，“”字误作“”。（按：张得天本此字不误，而《十七帖》则误；又同帖“”，误成“”。）
　　《向亦得万书帖》，“备悉”，“”字误成“”，下少一横。
　　《当力东帖》，“”字误成“”。（按：张得天本有一折痕）
　　《舍子帖》，“舍”字失去第二小横，李氏本有第二小横，证明虚舟释“舍”字之正。
　　《昨见君帖》，“写”字摹失，而李本小折甚清。按此折甚轻，自非至精之摹本，不能传真。
　　《同上帖》，“德周”，“德”字作“”，虚舟释作“德”，亦由李本证之，盖李本作“”，中间不作两点，而作“四”字之横画也。
　　《雪候帖》，“患”字之中点与竖连，使人疑为泐痕。
　　《弘远帖》，“须迟见此子”，“须”字少一点，虚舟释作“顷”，谓“须”字应有一点，李本正有一点。按文义，“须”胜“顷”。
　　《深以自慰帖》“，大断”，“大”字起笔过重，致虚舟与顾从义皆疑作他字，李本甚轻，决不致误为他字，足见顾在中明时代，亦未得见佳本。
　　《爱为上帖》，前面缺“吾服食久……”廿一字，而在卷尾重出“爱为上”两行。（按：乾隆御刻移《十七帖》本补之。）
　　〔第八卷〕 羲之《多日不知君问帖》，“观望”，“望”字有失笔。（卷八）
　　《贤内妹帖》，“贤”字缺一点，致有误释作“知”者。（卷八）
　　《伏想清和帖》，第三行“荒”字缺下波。（卷八）
　　《此郡帖》，“自非常才”，“非”字缺右弯。（卷八）
　　第九卷 献之《奉对帖》，“姊”字缺中竖。
　　《冠军帖》，“燋悚”，“悚”字误作“”。按：此帖重见第十卷者乃伪作，而“悚”字则不误。
　　第十卷 献之《昨日诸愿帖》，“昨”字“日”旁误作“目”。按：李本亦有此失误，则此失恐在祖本。
　　上面所列约卅处之摹失，乃王虚舟根据其平生所见诸本之共同失误处，且虚舟曾见号称自祖本翻刻之明初泉州本（按：《考证》称为《世綵堂帖》，“世綵堂”为贾似道门客廖莹中堂名，或其所祖本乃廖曾藏者），及明末之肃府本。肃府本自易见。泉州本虚舟在《辩马蹄帖》下云“泉州帖拓本往往见之”，虚〔舟〕唯不及见乾隆御刻本，所谓淳化四年（案993年）赐毕士安本，然据曾见毕本者言，摹失处亦同他本。当许氏于民国十五年（案1926年）购李本时，集海上诸名公于一堂，亦无人能举一本能免此卅处之摹失者。且二百馀年来清人欲舍帖从碑，实由帖之失真，盖随卅处俱来，乃整个帖之失笔意也。
　　此问题之解答乃所谓传世之祖本，乃某一时期以后所拓之祖本，甚至是百年后之拓本。而后世所传之宋拓本，皆是此等祖本之子孙。乾隆御刻所据之毕士安本，亦是伪託名，岂有一年后之搨本已摹失至此者？
　　鉴定李本《阁帖》之为绍兴国子监本，非有确证，而是半考据半推断，定其此本较为合理。最重要者，为从其书法之精微传真程度推断，非有深于书法者主持摹勒，为之正误决疑不为功，此则非高宗莫属。至《大观》之刻，主其事者为蔡京，书法水平去高宗远甚。徽宗虽好书，其瘦金体实非书法正宗，故《大观》虽改正《淳化》一些错误，仅关于书家之朝代、官衔方面，而未必以书法胜《淳化》。高宗之时，未必无《大观》初拓本，绍兴之不覆《大观》而覆《淳化》，必有见地。下面取几种本与李本比较时，中即有所谓《大观榷场残本》。是否为《大观》原本非无问题，果为真本，则《淳化》、《大观》优劣显然矣。
　　前章以诸本共同之卅处摹失，推考出诸本同为自某一时期以后板已坏之祖本翻出；而以李本之独能免此卅处摹失，推断其为自初拓祖本精翻一传之本。实则其为何种本，固无足重轻，卅处之失误本无足重轻，在十卷中卅字之有无本于学书无足重轻，足重者随此卅处俱来之各种失误，虽不完全失去点画，其点画方向位置之偏移，长短肥瘦变易，拖丝锋鋩失去起止，转折变形，每帖每行几乎每字俱有，使晋人、二王笔意完全失去，清人故有“舍帖从碑”之论。此等失误不仅由于祖本版已坏，且由辗转翻刻误差积累，或粗滥翻刻摹鎸，方至此极。如果根据板已坏之祖本精翻一传，某些错误是不会有的，例如草书之右绕，右军是圆的，其他名书家也是圆满的，李本都是圆满，诸本常误为扁，此非所源祖本版坏之咎，而是误差积累或粗滥翻刻所致，或是所谓自祖本实仅自版已坏之祖本子孙再翻者，此最后之翻刻纵精亦复何用。例如肃府本号称自祖本出，并非钩摹镌刻不精，而某些错误证明其所翻刻不惟不够版已坏之祖本，且仅为其不肖之子孙耳，温、张二士之用力亦复何用。乾隆御刻本所称淳化四年（案993年）赐毕士安本，既是伪託初拓祖本而亦有卅处之摹失，安能决其即板已坏之祖本而非更劣之物。总之，劣至一定程度，虽谓之板坏祖本，尤为过誉，而精至一定程度如李氏本，竟能使人疑为南宋人从原迹上石，此虽决不是，其为初拓祖本精翻一传之本，则决然无疑。诸本之失真，使学书者误入歧途，已有清人许多书家定论，非吾一人强为轩轾。右军真迹尚有《快雪》、《奉橘》等帖，及《圣教序》千馀言集书，皆前人所及见。《阁帖》诸本之为土且，自是曾经比较后之结论。今择数帖，将李氏本与其他诸本比较，但每帖只取数字，以概其馀。
　　现选取李本中以下数帖，与他本比较之：
　　一、《七十帖》。李本与宋拓《十七帖》及肃府本《阁帖》之比较。
　　李本
　　宋拓《十七帖》
　　肃府本
　　关于此帖，先录王虚舟《考证》一段如下：
　　按《十七帖》一卷皆右军真迹，所谓凤翥龙翔，左规右矩之妙，具于此帖见之。不知王侍书当年何所见，遂生去取其间，且不过数帖，已半脱误乖舛。及其存者，又复钩摹失真，比之唐模，相去千里，不谓草率，一至于此，可惜。
　　读此段议论，足见虚舟平生所见《阁帖》本，与所谓唐模本《十七帖》即今宋拓馆本《十七帖》（姜辰英本亦是此类）比较，远不能及。今以肃府本代表一般《阁帖》本，诚不及《十七帖》，从下面的比较看来，李氏本则有远胜《十七帖》矣。
　　（一）“今”与下“年”之首小撇反竖画之起笔势为右按，左撇，复右按，后垂直下行。《十七帖》之竖起笔不明显，遂失此味，竖画亦以微偏之方向失其意。“年”字，李本三横近于齐长，《十七帖》则第一横长得多，第二横缩，此处非右军笔意。肃府本以及其他《阁帖》本则偏扭不成话矣。
　　（二）“政”字磔笔，李本为出锋之捺，古味盎然；《十七帖》犹存磔意，肃府本则成长点矣。
　　（三）“七十”字，李本“七”字迴锋而出甚清晰，《十七帖》及肃府本均失此笔意。“十”字，李本平直凝正，《十七帖》与肃府本均偏扭不成话矣。
　　（四）“知体气”三字，《十七帖》大体尚存李本形象，惟“体”字左右联画太重，此草书联笔，肥瘦失度，为诸本通病。“气”字，中竖失直垂意，肃府本则不成形矣。（按：当趯垂而偏扭失直气，亦诸本通病，此虚舟所以呵《阁帖》也。）
　　（五）第二行末“懃加”二字，十七帖“懃”字左上横嫌长，使全字有左倾之势；“加”字与李本较，便知右军此处笔意是“力”横不太长，竖大方向是趯垂的，而撇则长至矩形另一角，若《十七帖》及肃府本，均失此古味矣。
　　（六）“庆”，《十七帖》上二横不平行，肃府本中横断。
　　（七）《十七帖》“复”字似是而非，李本此字左撇虽接版坏处，犹可察见弯兜之象，右长点下段有下垂之象，是内史笔意，使全字稳立；《十七帖》则感笔势不足，肃府本则不堪比拟矣。
　　（八）“养”字，《十七帖》末点过轻，是墨掩之象，肃府首二点全失李本及《十七帖》笔意。
　　（九）第五行“耳”字有顿笔，《十七帖》失去，肃府本犹存此一顿，但写法应为“”而非“”。《十七帖》及李本皆同，另一“耳”字亦然。按此在草法似无不可，然三卷右军草书凡真迹“耳”字，下横无向右伸出竖画之右者，实因严守草源，固当为“”而非“”。唯《此郡帖》为“”，而《此郡帖》虽诸家未贬，吾在羲之书法研究文中曾疑之，其“及”、“耳”等数字当是临仿。此外则《承足下还来》及《吾昨得一日一起》二帖“耳”字如此写，一则伪劣，一则米以为张旭亦非右军。
　　（十）第五行末“一”字，《十七帖》与李本皆短平，而肃府本特长而向右下宕，非右军原笔意。肃府本距李本及《十七帖》均过远。
　　（十一）第七行“护”字，李本与十七帖相近，似欹却公成方矩，而肃府本则绞绕偏扭，恶劣已甚。
　　（十二）“想”字，左右联画应有横扫气，李本及《十七帖》皆然，肃府本则无横气。
　　（十三）“当”字大弯，李本及《十七帖》皆圆，肃府本不圆，此亦诸阁帖本所共同者。
　　二、《七儿一女帖》。此亦《十七帖》中同名帖，试比较之。
　　李本
　　《十七帖》
　　肃府本
　　（一）“吾”字，李本横竖严整，《十七帖》及肃府本均斜。
　　（二）“有”字末弯，李本甚圆满，《十七帖》及肃府本均不圆。
　　（三）“七”字，李本凝正，《十七帖》及肃府本均欹侧不成书。
　　（四）“娶”字中部，李本极清晰，《十七帖》虽不误而不清晰，肃府本则摹失矣。
　　（五）“毕”字长竖，李本趯垂，《十七帖》斜偏左，肃府本则向右偏。而“唯”字竖则斜向左，笔势不协调。
　　（六）“尚”字末小横，李本甚平，《十七帖》则向右下宕，不合笔势，肃府本则作大圆兜，联而不断，去真逾远。
　　（七）“耳”字，李本末有垂钩，《十七》及肃府本均失之。
　　（八）“同”字，李本亦两边对称平衡，《十七帖》及肃府本均欹侧不成字。
　　（九）第二“有”及“情”字下面圆绕处，《十七帖》及肃府本皆不圆。
　　（十）“内”字，李本及《十七帖》均方折，肃府本改为纯圆笔。
　　（十一）“外孙”二字之出锋点，李本进出锋对称，为右军惯用手法，如《平安帖》“来”字右点状。草书名家如明末傅青主辈率能效之。《十七帖》及肃府本均失之。
　　（十二）“足”字，肃府本上翘过甚，成怪状。
　　三、《太常司州帖》。李本与《大观贴》、《澄清堂帖》及肃府帖之比较。
　　李本
　　《大观帖》
　　肃府帖
　　首先发现末行“冀或”二字唯李本清晰，见到“冀”字尾拖丝是接到“或”字上横左起处，不过拖丝方向与横相近，故有重叠之象，但仍清楚分得开，不似他本拖丝从上横尾部入。《大观》此帖犹接此横上线，而横末与戈画联络仅馀一平长点，唯李本存其真，此为此帖之最要点。
　　次为“妙”字长撇绕转处，唯李本圆润，三本皆有一折痕。
　　次为“冀”字长横下，李本明明是一小横，他本此处泐成一团，按二王草法，一横二横均可。
　　四、《追寻伤悼帖》。李本与肃府本比较。
　　李 本
　　肃府本
　　肃府本“寻”字及“得”字，竖均嫌偏斜，“昨”字右竖更斜，甚使全字不稳。“自”字亦偏斜，“便”字左竖亦偏斜，且磔笔李本有波，形成短捺状，肃府本则成长点。
　　此帖“哭”字，李本长撇弯长直至与中横左端齐长，唯近梢分许处有一黑点，盖他本此撇之短乃由版被墨污塞故少去一段，而此本仅有一墨点，尚存原形。按笔意，此撇应长与横齐，如《旦极寒帖》之“大”字意，而不应似《快雪晴帖》“山阴张侯”之“侯”字撇状。
　　五、《鸭头丸帖》。李本与今存墨蹟即“馀清斋”曾刻之原迹之比较。
　　李本 摹本
　　如前已说过，《阁帖》所据为真本，而馀清斋所刻为另一失真之摹本，试比较之。
　　李本“甲”旁“田”近方，馀清斋本则二竖皆内斜，右“鸟”上面较窄，而下面之弯不圆。三小横无论“鸟”内者，无论下“头”字内者，李本均极清晰，另本有凌乱之象。“丸”字横画起处，运笔逆入极清晰，另本则模糊。“与”字弯画横段，李本平，与《奉对帖》“与”字同。另本横段向上微扬然后圆兜下，此虽在书法上无不可，然失大令之真，盖大令此处手法乃承上面小横以及前字二小横之平势而来。“君”字二横均甚平，斜竖收笔甚壮，与右边出锋之点及上二平横成稳重安立之形，另帖则欹侧不够名书矣。
　　大令书虽行笔多瘦，然“相”右边牵掣之点及“见”字末笔，则用重磔。右军凡“见”字草书，末笔亦然。另本则徇俗，用轻笔矣。
　　上面的比较揭示吾人一种情况，即摹本若是源真本精心钩摹者，纵令一再转，亦不致有某种差误，独有一种以旧纸略钩轮廓然后俾能书者以手书之，欲充真迹作伪者，乃有此种“毫釐之差，千里之失”也。
　　六、《十一月廿七日帖》（《寒切帖》）。李本与今传世有绍兴小印墨蹟本之比较。
　　李 本 唐摹本
　　墨蹟本乃唐人临摹本耳，所用笔为一种健心笔，唐宋人习用易得肥。凡联络之画嫌肥，“寒”字上横过肥，“悬”字下面是三过之“心”而非横状。“少”字中竖，李本趯垂而不斜，墨本则偏斜，且长撇作偏垂露，不似刀状之掠意，非右军笔。右军在《阁帖》中，“少”字凡数见，均作斜悬针（刀头状），无作近似垂露回收者。“谢”，左竖尚未挑出，已与右绕画遇，李本则分清。李氏本此帖笔致如生，使转绞绕处有兔毫过折之痕。吾人若习见右军并惯用兔毫，则不必比较，亦可见墨本之非右军笔。
　　以上的比较仅取数帖，每帖仅取数字，然已足概其馀。俗语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在符合一般直觉美感时，似乎对比之下即能分别，然书道深微，并非仅凭直觉一见便能分别优劣高下。随吾人习尚嗜好之迎逆，常将婉弱以为秀逸，僵硬以为质朴，粗犷以为雄强，欹侧以为生动，狂纵以为神奇，又岂言语之所能辩。然则此章之从书法鉴定李本之为至善，反对者必无而认为他本之为土且，则抱之不放者必尚有人在，岂知道之与魔之不能并存哉。
　　关于《阁帖》中诸帖之真伪评定，宋代有米芾之《法帖题跋》、黄长睿之《法帖刊误》，入清有王澍之《阁帖考证》。黄已纠米，王复纠正米、黄之失。老米虽深于书，且曾见内府原迹，然仍不免失误。黄长睿纠王著之外，复纠老米之失，然仍不免失误遗漏处。虚舟虽晚出，且未得见佳本，其所评论，大都公允；又其释文亦能纠正刘次庄、顾从义之误，亦可谓好学深思之士矣。然其未得见佳本，终是一种障碍，其偶有失误处，或由于此。今有李氏本在手，可进一步纠正虚舟。虚舟既未得见佳本，不但只知诟病王著之真伪杂糅，且以辗转传摹之失悉归之王侍书，于《阁帖》钩摹镌刻之精妙传真乃毫无体会，岂知此帖虽真伪参半，其真迹诸帖，自李氏本观之，乃宛若手书，克传晋人笔法。最重要者，乃二王书，而右军三卷其昭示后世以书法正宗者，尤较大令为可宝。如前已说过，右军书除《圣教序》集书外，唐摹真迹不过十帖，其他彙帖所刻《阁帖》以外右军书，大都或是伪作，或经传摹失真，不堪深究推敲。独此三卷中有七八十帖之多，不但如见内史挥毫，且多晚年最精最妙之作，山阴棐几之秘，得此方揭露无馀。羲之草书尚推《十七帖》，及李本出，以《阁帖》与《十七帖》同名帖较之（如前章），便见世传《十七帖》诸本之失真所在。今日所传草书墨迹仅《万岁通天帖》中之《初月帖》，虽晚年，并非甚精者，盖受兔毫浸墨过深之影响，腰弱生奇怪，右军虽善控此等笔，“月”字即生奇怪矣。此本既出，乃复见山阴真面目，盖唐内府诸帖流入民间，复归宋内府。《十七帖》乃有其半，且《十七帖》虽右军晚年妙迹，每偏于文静一类风格，右军本有一种雄强咨肆者，在《阁帖》中始得见，然非此本不足以表出之。
　　大令书世间本稀，如前章已论，宣和后得之《鸭头丸帖》并非真迹，真者乃《淳化》原帖。《阁帖》中《廿九日帖》非《万岁通天帖》中原物，乃另一摹本，况原帖虽因王氏家传人不敢议。然此或是大令早年书，总非大令佳迹。当知王方庆去其远祖已二百馀年，所进呈诸帖未必悉是家传遗物，或有外购求者。此帖用笔虽近晋人笔致，钝滞岂足当逸气，盖世之子敬，谓之早年，尚是保守之词耳。老米谓此帖为伪，但以帖语非晋人文字，不足服人，然其不满于此帖之书法亦可知矣。《阁帖》所据即老米所见，非《万岁通天帖》原物。《阁帖》大令诸帖如《奉对》、《思恋无往》、《鄱阳一行》诸帖，始足表大令逸气雄奇，《阁帖》以外，固无一帖能及之也。（按：《阁帖》以外，固无一帖真大令行草书。）
　　此外，晋人书如王廙、王洽、王珉、庾亮等，亦皆入妙品。然非得此真本，不能见其妙。劣本多违背晋人笔法，万不能学，则此本关系晋人与二王书法之断续又是浅鲜，岂可不表而出之乎。
　　今拟将《阁帖》中诸帖加以选择，以便影印时可以取其最精者，不必用全部，乃可节省学者费用。由于诸本歪曲真象已甚，《阁帖》中本来是真迹者，亦近于伪，使人益难判断。有此传真之本，方能进行选择工作。选择的原则是从严，宁缺毋滥。
　　按《阁帖》所刻诸迹，其中伪而劣，诸家并弃者，当然不选。其真而精，诸家公认者，自在选採之列。独有一种真伪精粗尚有争议者，应提出讨论，在此先定出去取，并写出理由。
　　真迹有两种：一种亲笔，一种是精心钩摹者，所谓唐摹，下真迹一等。此两种不能从拓本分，皆应在选取之列。一种虽从真迹钩摹而出，但或钩摹欠精，或再三转，故笔致稍欠，如大令《相过帖》，米以为伪，黄以为“借非献之，韵自可赏”，王虚舟则以为大令存意书。此帖非无缺点，致来老米之讥疑，缺点即在点画笔致稍差，且结字亦稍鬆。又如右军《朱处仁》、《清宴岁半》、《吾服食久》、《龙保》、《离不可居》等帖，虽为《十七帖》中帖，但不能与其他“七十”帖，《游目帖》等比。盖传摹失真，或在笔意，或在行间，但以第七卷末之“爱为上”两行比之，可见矣。此数帖不选。
　　传摹中或有缺行缺字，为人填补者，大瑜小疵尚可取，如《此郡帖》，颇疑第二行非右军笔，但他处尚可。此帖为右军辞郡时书，故仍选录。
　　想《小大》皆佳帖，虽有真字，唯后四行为原行，想帖已残甚，为人描补拼凑成行，复经一次传摹，令人不可耐。此则瑕多于瑜，不选。
　　有疑为代笔人书者，如《夫人遂善平康帖》及《敬豫帖》，米以为代笔人书，王虚舟则云米常以《阁帖》中较大之字为非右军，意似不以为然。愚以为《夫人帖》“夫”字极似《旦极寒》，“平”字极似《平安帖》结体而神韵稍差。《敬豫帖》“委”字不稳，俱非右军，米鉴良是。是否代笔人书或名手临摹，尚难决定，总不在选取之列。
　　《雪候帖》，米以为伪，黄、王不为之辩，是亦以为不佳。查姜白石《绦帖评》，则以为右军书之平平者。吾以此帖法度精严，纵乏右军一种嶲韵，应在可取之列。《考证》谓“患”字刘释作“苦”，诸本竟作“在”，李本正作“患”。足见诸本之失误。
　　一种为重出之帖，一真一伪者，三家均已鉴定无误，即依之作去取。又如《鄱阳归乡帖》，重见于第五卷及第十卷，皆临摹本，老米于第五卷则注为子敬，第十卷则注为羊欣，其实第五卷固非子敬，第十卷者亦不够羊欣，无论子敬，应以虚舟为是，俱不选。
　　《敬祖帖》，亦重见于第五卷“古法帖”及第十卷“子敬部”，米老定为子敬，长睿既考出《敬祖》较早，与子敬不同时，明明学大令书者书前人帖语，字势鬆弛，岂足当大令。虚舟谓其神骏，神骏安在？
　　羲之有一种集书，如《昨见君帖》、《十月七日帖》，既是草书集成者，无行间法，恐误人观赏学习，可以不选。
　　又《适欲遣书帖》，米以为智永，黄以为伪，王以为“字势圆遒，非右军不能”。吾以用笔、结字俱佳，但草书字与字之间如此之密，而行间如此之疏，实与集字无殊，不可取。
　　今选羲之书如下：
　　《省别具帖》六行。
　　《旦夕帖》五行。
　　《诸从帖》五行。
　　《此诸贤帖》三行。
　　《旃剡胡桃帖》六行。
　　《秋中感怀帖》三行。
　　《七儿一女帖》五行。
　　《游目帖》十一行。
　　《谯周帖》四行。
　　《知足下连不快帖》四行。
　　《旦极寒帖》六行。
　　《建安灵柩帖》四行。
　　《追寻伤悼帖》十一行。
　　《袁生帖》三行。
　　《适太常司州帖》五行。
　　《司州供给帖》六行。
　　《适重熙书帖》八行。（首行。“如”字极生硬，疑有摹失。）
　　《二谢帖》三行。
　　《七月一日帖》六行。
　　《桓公当阳帖》八行。
　　《谢光禄帖》三行。
　　《徂暑感怀帖》三行。
　　《知念帖》六行。（虚舟以为非右军，想未见佳本。）
　　《长风帖》四行。
　　《寒切帖》五行。
　　《皇象帖》二行。
　　《远妇帖》二行。
　　《足下小大佳也帖》四行。
　　《大常患胛帖》五行。
　　《向亦得万书帖》四行。
　　《热日更甚帖》三行。
　　《贤室委顿帖》六行。
　　《七月六日帖》三行。
　　《当力东帖》三行。
　　《四纸飞白帖》二行。（按：《飞白帖》可併在《贤室委顿帖》为一帖。）
　　《月末帖》二行。
　　《乡里人择药帖》五行。
　　《雪候帖》三行。
　　《爱为上帖》第七卷末二行。
　　《盐井火井帖》二行。
　　《政七十帖》九行。
　　《伏想清和帖》七行。
　　《运民帖》二行。
　　《足劳人意帖》一行。
　　《多日不知君问帖》六行。
　　《不得西问耿耿帖》一行。
　　《周常侍帖》二行。
　　《乡里人乐著县帖》十一行。
　　《不大思其方帖》三行。
　　《吾唯辨之帖》四行。
　　《中郎女帖》四行。
　　《得西问帖》三行。
　　《淡闷乾呕帖》四行。
　　《发疟帖》三行。
　　《江狼帖》三行。
　　《贤内妹帖》二行。
　　《安西帖》三行。
　　《夜来腹痛帖》七行。
　　《冬中感怀帖》五行。
　　《阔转久帖》三行。
　　《不得执手帖》三行。
　　《邛竹杖帖》二行。
　　《上虞妹帖》二行。
　　《阮郎帖》七行。
　　《丘令送此宅图帖》四行。
　　《不得西问帖》一行。
　　《飞白帖》三行。
　　《谢生在山帖》六行。
　　《採菊帖》五行。
　　《昨故遣书帖》七行。
　　《雨快帖》七行。
　　《黄甘帖》四行。
　　《取乡女声帖》二行。
　　《此郡帖》八行。
　　计七十三帖，三百廿五行。
　　在选献之帖以前，先略谈一谈情况。献之书远较羲之为少，在六朝已有“买王得羊，不失所望”之语，唐人书势渐趋狂纵，伪作大令者尤多，或有集书，亦非悉从真迹来，或有从传摹失真之本拼凑而成者。米、黄、王三家皆失之过宽。我有专论《阁帖》中子敬书一文，详论其书法，其中只选廿三帖，分完善无疵者十五帖、大瑜小疵者八帖。其为三家所选而吾不取者十馀帖，以与海内深于书法者共商之。
　　献之书：
　　《思恋触事帖》六行。
　　《愿馀帖》七行。
　　《思恋无往帖》五行。
　　《阮新妇帖》三行。
　　《奉对帖》九行。
　　《肾气丸帖》三行。
　　《先夜帖》五行。
　　《承冠军》三行。
　　《可必不帖》三行。
　　《鸭头丸帖》二行。
　　《不审疾损帖》五行。
　　《服油帖》五行。
　　《昨日诸愿帖》十一行。
　　《不审尊体帖》五行。
　　《鄱阳一行帖》六行。
　　以下诸帖稍有疵瑕，仍在选取之列：
　　《永嘉帖》九行。
　　《诸舍帖》二行。
　　《节过岁终帖》八行。
　　《授衣帖》十二行。
　　《姑比日帖》六行。
　　《安和帖》十三行。
　　共廿一帖，一百廿八行。
　　今列违三家之意，不取之帖如下：
　　一、《发吴兴帖》。米、黄定为真迹，无异议。然虚舟指出“五”乃“吾”之误、“与”乃草书“兴”之误、“后”乃草书“复”之误，似对此帖不能无疑。此等错误不能归咎钩摹镌刻者，而是原帖之咎，此帖决非真迹，而是拼凑作伪之钩摹本。盖唐宋人购晋帖已不求其必为真迹，即钩摹本已甚宝贵，作伪者因而几种法：一是自真迹精心钩摹，此在学书，即作真迹观可也；二是临摹本，虽出名手，点画、用笔、结字必多不合；三是集成钩摹，若字有真源，点画、结字虽无病，行间则易觉察。字有真源，亦足观玩，舍其行间而赏其字可也。若原帖残损已甚，或仅知帖语而欲作伪，就帖语拼凑钩摹，而来源真伪杂糅，当真源较多时最不易辨。大令书多蝉联，作伪者就帖语拼凑，常截取数字一笔成书者，其不可得真源之字，则临仿拼凑，故一帖之中行间或贯或不贯，用笔、结字或是或不是。例如《承冠军帖》第九卷者为真迹，而重出第十卷者，并非自真迹钩摹或临摹下，而是依此帖语自他帖钩摹或临摹拼凑而成。有真迹在傍，尚能鉴别，设无真迹在傍，几何而不受其蒙哉。此《发吴兴帖》字颇多真源，胜《静息》、《白东》等帖，然自行间论固多不合，结字、用笔亦能觉察其不合处，盖集字亦有自伪帖中来或竟伪造者，因仅二三字，人或谅之，而鉴定应从行间、结字、用笔三方面严格要求明矣。大令之盛名岂易得，有些书家或赏鉴家一方面高视大令，甚至谓超过右军，一方面将伪作真，不啻在虚名上肯定，在实际上否定之。试观所选确真完善之十五帖，上列不取诸帖之病，何处放得进耶。
　　二、《静息帖》。此帖三家均以为真，细查点画，既未能宛若手书，虽得李本，尤未能令人满意。行间尤劣，明系集成或作伪。其个别字之优劣，亦随其所取字之来源，其稍佳者，乃有真源也。若行间大都甚劣，其稍有略顺适者，或是截取原帖数字蝉联者。以此不顾三家之鉴而弃之。
　　三《姊性缠绵帖》。二行书绞绕瘦劲有真源，然似是而非，乃有真源而传摹多转，远失真笔，看去颇不顺眼，如“事”字上横左边嫌短：“不可”，“可”字横画下搭，与上“不”字不能融洽；帖末“耳”字，末笔不顿而飘，非山阴家法，此传摹之失也。此帖虽无集字之杂乱，然虯绕飘浮，恐误后学，故舍之。
　　四、《夏节近帖》。前三行尚可入选，后面行间杂乱不贯气，亦是拼凑作伪之书，不足取作师范。
　　五、《岁尽帖》。此帖虽有真源，恐是辗转传摹之本，点画不能宛若手书，行间既不贯，结字有不甚紧者。总之此帖使人有不融洽感，借非摹失，恐是一种拼凑之书，故亦有佳字，拼凑之集书再经传摹乃如此。作伪者眩离娄信然。
　　六、《卫军帖》。此帖行间虽无大病，除后数字，亦多不融洽。点画稍僵，恐经传摹失真。末行有可取处，从严可舍。
　　七、《白东帖》。此帖虽有真源，有佳字，然颇多缺点，首行尤劣。第三行“岂”字下“谓”字有猥琐之状。第四行“恻”字右竖偏斜失度。第六行“悲”字二竖均不佳，右竖之斜无补偿。后三行有佳字，然如“积”字、“愿”字，不稳而气弱，有误后学，精选时可弃之。
　　八、《舍内帖》。首“白”字前，显然缺“献之”二字。首行末“遂”字，本属第二行首。行间之挪移在《阁帖》本属常事，然此帖“舍”字中竖之斜，全字拘谨，则咎不在《阁帖》，可舍之。
　　九、《得西问帖》。草书平静，是早年学右军书，然怯嫩，若《还此帖》，则并此不如矣，可不取。
　　十、《月终帖》。米以为伪，王以为真，吾以为有真源，但传摹失真。“终伏惟”三字，甚怯嫩。“不审”，“审”字中竖斜得无理，与上“不”字中竖不接气，试比较《不审尊体帖》中此二字，便见优劣，可弃。
　　上列十帖，除《姊性缠绵帖》从宽尚可取，馀併应弃。另有第九卷末之《诸舍》二帖，虽无大病，亦是后人临仿，庸俗之气盛使人不可耐。又《仲宗》、《黄门》二帖，米以为伪，黄以为亦王氏书，非大令。王则以为是真大令，有自在游行之致。吾以为自在安在，乃拘涩耳，不取。右军第七卷后《小园子帖》，米以为前三行伪，后皆子敬书；王虚舟以为狂纵不够子敬。虚舟论子敬本宽，于此帖独严。然此中非无真源之字，远较第九卷末之《诸舍帖》为佳，故能惑老米，然亦拼凑之书，或再经传摹，故不选。又，虚舟以第四至第八行为一帖，第九至末为一帖，吾以为然，且后一帖为佳。
　　从上述诸帖之评语，可明二事：一者，伪帖之来源甚多，集字之来源本有真伪，传摹之精粗亦有等差，集字作伪复与传摹结合，非以书法从严要求不能辨。二者，对献之书法认识，应从所选诸标准帖求之，然后通过比较方知优劣之分。若从未研究《阁帖》，而以为可以望气而知者，吾不信也。
　　选择献之帖之工作，非得善本如李氏本者实无从进行，因真帖受歪曲亦失其真。献之《阁帖》以外之真迹几于绝无，不似羲之犹有《圣教序》以及《快雪时晴》等约十帖以为标准衡量，故必从李氏本参考三家之鉴定，更加从严。今选出廿馀帖，此方是真献之。若胸中未嫺熟此廿馀帖，认识其他似是而非之帖，而议二王优劣，岂能有当。
　　魏晋六朝人书：
　　选帖宗旨是为学书，是以书法衡量为准，书衡各家不尽相同，是以米、黄、王三家亦有互异。魏晋六朝人多有仅存一帖者，不似二王书可以从多帖求准，而只能从本帖书法优劣定真伪高下。三家所见皆同，余亦同者则定之，其有不同者则提出去取理由。
　　一、张芝书只晋宣名下两行堪当“绝伦多奇”之讚，若《秋凉平善帖》，虽古雅专谨，不足当之。学章草者，若学此等书，必流入平庸一路，皇象《文武帖》亦然。学章草者应学索靖《七月廿六日帖》、王廙后二帖，不应学此等拘谨之书，更不应学世俗所传之《急就章》与《出师颂》之类。
　　二、张华书虚舟以为多俗笔，《考证》又引姜白石《绦帖评语》非之。吾以为此帖遒劲，大部字皆有法度，“反”特古，署名亦好，应取。
　　三、萧子云小楷帖，从此帖观之，“冻蝇”之讥不虚，而虚舟称颂之，殊可怪。余以为子云书未必尔尔，“冻蝇”之讥正根据此等帖，而此帖是否即能代表子云书则是一个问题，甚至此帖之真伪亦大有问题，六朝书名岂易得哉！
　　四、沉约书虽有清致，然书法绞绕，无可师法处。真伪既无可定，此选又只重书法，舍之可也。
　　五、锺繇《宣示帖》原本亦经传摹，亦未能胜《阁帖》外他本，亦同右军《黄庭》、《乐毅》之类，可不选。
　　六、古法帖中宋儋书，米谓儋为唐明皇时人，学锺书专取侧势；虚舟则以为一正一偏，清思迥迥。吾以二公之语皆不恰当，儋书有锺法，但又不甘拘守法度成“冻蝇”，欲取侧势生妙态而学力未足，故一篇之中忽纵忽谨，不融洽，盖有志未成者。其书将今人迷惑，故虽佳不可学。
　　魏晋六朝人无不学锺、张，与二王同源。吾人学二王外，宜从魏晋诸家学得其变化、风格、体态，而不变根本处，并研究右军书法何以在书才辈出之东晋独冠侪辈，更进一步研究二王优劣。书道深远，浅尝辄止者终不得入耳。
　　今选帖如下：
　　张芝《之白阿史帖》二行。（此帖在晋宣名下，首有“之白”字，高古精妙，前人定为伯英，信非伯英不能。）
　　桓温《大事帖》五行。
　　王导《省事帖》八行，《改朔帖》五行。
　　王敦《蜡节帖》六行，《十八女帖》四行，《何如帖》四行，《今欲出帖》四行。
　　王廙《祥除帖》六行，《奉赐帖》四行，《七月十三日帖》九行。
　　郗鉴《灾祸帖》五行。
　　谢安《念君帖》四行。
　　庾亮《书箱帖》五行。
　　杜预《岁忽已终帖》五行。
　　王徽之《得信帖》七行。
　　王洽《寻告帖》三行，《不孝帖》七行，《兄子帖》三行，《感寒帖》二行。
　　王珣《三月四日帖》四行。
　　郗愔《九月七日帖》三行，《廿四日帖》九行。
　　卫瓘《故州帖》六行。
　　谢万《七月十日帖》六行。
　　庾翼《故吏帖》七行。
　　谢璠伯《比计帖》四行。
　　谢庄《弟昨还帖》七行。
　　王焕之《二嫂帖》八行。
　　王坦之《谢郎帖》四行。
　　王凝之《庾氏女帖》七行。
　　王操之《识婢帖》三行。
　　王邃《始事帖》三行。
　　索靖《七月廿六日帖》四行。
　　王昙首《昨服散帖》五行。
　　王恬《得示帖》二行。
　　孔琳之《日月帖》十一行。
　　王筠《节过帖》六行。
　　陈逵《岁终帖》三行。
　　王僧虔《刘伯宠帖》十三行，《南台帖》六行。
　　萧思话《节近帖》四行。
　　薄绍之《知弟帖》六行。
　　东晋元帝《忽中秋帖》五行。
　　东晋明帝《墓次帖》二行。
　　东晋哀帝《承中书郎帖》四行。
　　东晋简文帝《庆赐事帖》六行。
　　东晋康帝《陆女郎帖》二行。
　　东晋文孝王《异暑帖》三行。
　　宋明帝《郑脩容帖》四行。
　　共五十一帖，二百五十五行。
　　选魏晋六朝后，便当选唐人书，我以为书法盛于晋，极于二王，始衰于唐。初唐三家及唐文皇尤有六朝风味，然亦只部分书能及格。虞书《庙堂碑》为唐碑第一，堪入晋人之室。《阁帖》中虞书唯《左脚帖》堪入选。率更正楷，我同意明王世贞“幸幸寒俭殊不足观”之评，《九成宫》尤劣。其行书似欲法古得奇而褊隘已甚，去魏晋风度远矣。唯草书二帖（在献之部中）法度精严，前人谓“难与竞爽”者是也。褚河南诸碑均不佳。《阁帖》中《家姪帖》有六朝柬札之风。薛稷、褚庭诲各一帖，皆佳，有晋人自在游行之致。唐文皇《温泉铭》等并不佳，求奇反生扭戾。唯《阁帖》中《两度帖》直逼右军，取此帖以代表其书。
　　以上对唐人书的评论，并非我故作高论。如果吾人根据李本《阁帖》，用力学习上面所选的二王、魏晋六朝人书，以及北碑中如《张猛龙碑》等几种较完善之碑，就能发现南帖、北碑的统一的书法，要求便高高。书法可以有千殊万别的风格，但法度准绳是一致的。
　　文皇下诏褚继虞。弘文馆内校王书。君臣书法堪知圣。千二百纸间言无。至宋所存不什一。竭泽而索源终枯。百五十帖真仅半。中多鱼目混骊珠。米黄校雠犹有失。虚舟晚出将奈何。八百年间一四顾。卅处摹失如燃犀。所见诸本并如此。谁能解此千古谜。考证考古不见古。想像祖本徒纷拏。绦潭旧拓空著录。二王府帖魂梦纡。考出魏王借旧版。曾墨百本散中都。坊间据此复辗转。粗滥製造多差讹。託名旧本况作祖。并是此等譸张徒。清代书家真有识。捨帖从碑论未拘。临川忽出李氏本。四宝失色光陆离。山阴书法断复续，一线赖此齐欢呼。悬揣高宗曾在外。祖本初拓应自随。镌摹一时皆国手。君王善书能决疑。此本一出如杲日。拖丝转折复其初。夜光闇投遭控剑。伯乐无力仍盐车。忆昔清末曾影印。化身千万庆群迷。许氏刊此太珍祕。百二十部得者稀。我学此本四十载。欲报师恩传鉢盂。真经有法难如此。呜呼吾意其终幸。
　　右题临川李氏本阁帖有感。东至周伯鼎未定稿，时年七十七矣。
　　（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