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董古玩拍卖交易_苏轼《归安丘园》帖里的故事

发布时间:2022-05-25   来源: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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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安丘园宋苏轼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靖中建国元年二月,得赦北归的苏轼写信给晚辈黄寔说:

子厚得雷,闻之惊叹弥日。海康地虽远。无瘴疠。舍弟居之一年。甚安稳。望以此开譬太夫人也。

苏轼听说“夙敌”章惇被贬到广东雷州了,好几天都惊叹不已。因为黄寔的母亲是章惇的姐姐,苏轼就宽慰说那个地方没有瘴疠,不会死人的,苏辙住了一年平安无事,请老太太放心。可是,66岁的章惇真的能熬得过去吗?苏轼想想都心有余悸。

苏轼继续北行,六月抵达京口,他收到章惇之子章援的来信,请求苏轼放过他的父亲。苏轼带病回了一封信,他在信中称章惇为丞相,重申了两人几十年的老交情。还特地写了一个治瘴疠的药方,准备当面交给章援。不幸的是,一个半月后,苏轼病逝。

章惇的结局让不少人有快意恩仇的感觉。然而事实是,我们对章惇的了解太少。而为尊者讳的观念又让我们选择性忽略了苏轼自身的问题。

《归安丘园》写于元祐元年,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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轼启。前日少致区区,重烦诲答,且审台侯康胜,感慰兼极。归安丘园,早岁共有此意,公独先获其渐,岂胜企羡。但恐世缘已深,未知果脱否耳?无缘一见,少道宿昔为恨。人还,布谢不宣。轼顿首再拜,子厚宫使正议兄执事。十二月廿七日。

元祐元年是很特别的一年,前一年宋神宗崩,哲宗即位,由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一直反对变法,宋神宗一去世,她便开始将旧党陆续招回来,并逐步驱逐新党。司马光、苏轼兄弟等人都是刚刚从外地招回来的,而始终追随宋神宗、王安石的章惇正是高太后最厌恶的人。

司马光一上台就武断废除了很多变法成果,令新旧两党都不满意,包括苏家兄弟在内。章惇反应是最激烈的,那天在朝堂上与司马光争执得很厉害,惊到了高太后,太后大怒,章惇也不示弱,他早就不满意她招回这么多人,且很多人都没有走正常程序,而司马光的错也是有目共睹的,她还在袒护,于是顶撞了高太后。太后也水到渠成地赶走了章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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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信的第一句话,可知这是系列信件中的一封。由于史料缺乏,无法得知此前和此后他们都说了些什么。但根据“子厚宫使正议兄执事”,可知此时章惇已经被撵出了权力中心。章惇由知枢密院事被贬到河南汝州,以正议大夫、提举洞霄宫、居汝州。待遇由二品降到八品,负责管理杭州的道观洞霄宫,但不得居住在杭州,只能居住在汝州。

这封信被认为是苏、章交恶之始,细说起来,还是有道理的,理由有二:

一是苏辙参与了“倒章”运动。章惇知道会有一大帮人弹劾他,但他没想到竟然有苏辙。因为,从他们回到京城来,章惇还与他们度过了比较美好的时光呢。

苏辙为什么要“倒章”?理由是什么?细看苏辙的《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状》,几乎也找不到令人信服的证据,反而有欲加之罪的意思。苏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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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闻朝廷进退大臣与小臣异,小臣无罪则用,有罪则逐。至于大臣,不然,虽罪名未著,而意有不善,辄不可留。

这个理由听起来是不可思议的,官位轻的,无罪也用,官位重的,即使罪名不明显,但就是不能用。好吧,即使说得有道理,那章惇的“罪名”是什么呢?从苏辙列举的“罪证”来看,明显有歪曲事实之处,袒护司马光,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苏辙的居心。结合他在此时所写的几篇奏章,很容易明白他的目的就是要将以章惇为首的“新党”连根拔起。如果真是这样,苏辙根本就没有就事论事,而一旦以斗人为目的的行为被扩大,危害是极其严重的,这在不久的未来也的确被印证了。

二是苏轼没有出手相救。章惇的结局是发配河南汝州,52岁的他请求改配扬州,以便照顾在杭州的80岁老父亲。他一再上表,都被拒绝。按理,此时我们应该看到苏轼为朋友和正义奔走呼号,试想当年作为旧党的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时,新党的章惇可是积极疏救的。苏轼到了黄州,多少人都在回避他,但章惇却经常给他写信,还给他送了很多东西,当时苏轼也是感激不已。可是目前的史料并未见到苏轼的相关言行,反而是旧党的核心成员吕公著、范纯仁在积极求情。

苏家兄弟不救章惇,是不是因为章惇真是个大坏蛋呢?据当代史学家和文学研究者的研究成果表明,章惇在政治、理财等方面有杰出才能,苏轼对章惇也有极高评价。那一生都在为富国强兵而操劳,没有以权谋私,没有贪赃枉法,没有出卖国家的人才,在落难时为何得不到苏家兄弟的救助呢?原因非常复杂,但章惇面对苏氏兄弟的表现,心情肯定是十分悲凉的。

接下来的七八年时间里,章惇在谪居中屡受弹劾,其中竟然还有苏家兄弟的影子。所以,如果说章惇在忍辱负重和沉默中不怨恨苏氏兄弟,是不太可能的。

苏轼能理解章惇吗?在《归安丘园》里,后人看到的是云淡风轻、高山流水,这是不是苏轼的本意,又是不是章惇的本意呢?

客观来讲,苏轼是厌倦官场人事纠纷的,黄州释放后,他本来是想远离朝廷去湖州定居。像他这样的大才子,一定是过得富足又自由。但是他被高太后盯上了,再加上有那么高的官位在诱惑,他便去了。他对自己的认识很到位,所以在信里说“但恐世缘已深,未知果脱否耳”。因为脱不了世缘,才会惹来漫长的流放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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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惇是不是也和苏轼一样,乐于做一个江湖散人呢?的确,他们有过游历山川的旧史,发表过《归安丘园》的诗文。但是他们有根本的区别,苏轼是文人,章惇是政治家。苏轼的快意人生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而章惇的人生理想是治国平天下,他的青春都奉献给了变法。此时宋神宗及王安石都已归去,而事业未竟,他又如何散发弄扁舟?正因如此,当宋哲宗亲政时,59岁的章惇仍然像勇士一样英勇上阵,继续他的变法事业。并且置个人安危不顾,力阻宋徽宗赵佶继拉。所以,苏轼的《归安丘园》非但不能真正安慰落难中的章惇,反而是有点不合时宜。但是,章惇还是保存了苏轼写给他的信。

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苏轼在信中所说的“无缘一见,少道宿昔为恨”,以及临终前对老朋友的关怀呢?在后人指责章惇残害苏轼时,当事人又是如何想的呢?

我们很少找得到苏轼怨恨章惇的诗文,为此,我们只能说,苏轼可能真的不恨章惇。他对自己太了解了,对章惇也太了解了。他能从黄州释放回来的路上绕道去看望王安石,也肯定会愿意去看望鞠躬尽瘁的章惇。他应该是非常希望能与老朋友面对面畅聊往事,只是他太虚弱了,只能临纸惘然,遗恨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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