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玩古董上门收购联系电话_当代书法与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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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岳川：第二个问题，当代书法与传统文化分裂的结果，尽管没有这么严重，但是我有几个想法。第一个，我觉得当代书法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碑和帖的问题。我考察了一下这个问题，在清代中期就已经有对碑和帖不同的看法，到了晚清康有为对他的那种保皇的以及对他整套政治制度的推行，写了一本《孔子改制考》，还有点像是凡是新的东西就是好的，凡是旧的东西就不好，他把这一套保皇的政治制度照搬到书法当中，写了一本《广艺舟双辑》，(你是这方面专家，说错了纠正啊)其中要害就是用碑来反帖，因为帖是古的。再加上用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来套，用汉代的东西来套今天的东西，里边的问题非常多，就出现了一个凡是与二王体系异样的帖都是不好的，凡是碑都是好的。

康有为的理论，在20世纪上半叶没有推行下去，因为当时有南北两个重镇：一个是南边的于右任，他本来就是学富五车的大学者，你说那套他比你还明白，他根本不理睬你，他坚持走他的以帖为主，吸收碑的道路，他认为碑和帖不是要你死我活的关系，它们本来就是中国文化中很好的两个元素。不像康有为认为的地主都不是人，贫下中农才是人，整个一个文革后就成这样了。 还有一个北方的沈尹默，北京大学教授，也做了一个北平大学校长。他以前只写帖，人们常拿陈独秀来说事儿，说陈独秀骂他“其俗再骨”等等。仔细看陈独秀的字比起沈尹默的字差在什么地方，我觉得就是这么差的。其实，康有为的字被批评的很多，可以看出他的碑和帖中所用的东西并不是尽善尽美，但是由于20世纪的后半叶没有人来制止遏制这些思潮，便成了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短处西化书法和民间书风。用一个中性的词来说，以民间破精英，以底层打经典，以一种反文化的或是非文化的东西来消解经典文化。高木圣雨和金炳基忧虑的关键就是这里，今天的中国书法还是逆徒造反的想法，但是人们没有从血统上去清理，不知道怎么治理。

我认为关于碑和帖的问题清理了一下，这很关键，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只要是传统的东西全盘否定。二十世纪上半叶，于右任、沈尹默他们顶住了，康有为基本上没有得逞。帖的体系还基本上保持了一定的历史，但是随着沈尹默去世，文革结束，然后我们出现了很多问题。

当然今天我有很多写碑的朋友，我自己也写了很长时间的碑，但是我还是认为中国书法的将来还是应该以帖为主。我是这样看的，如果我们把一个无限丰富的矿场给摧毁掉，空心化，我们今天要重新去寻觅这个东西会是很难的。当代书法和传统分离，用碑来把帖虚无化甚至是妖魔化，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他们妖魔化的典型，一个是康有为，一个是陈独秀骂沈尹默。我在离开北京的到时候，跟沈尹默的孙子孙女见面了，北京大学将搞一个沈尹默书法展，重新来阐释沈尹默，重新在理论上对沈尹默加以重新评价。

第二个问题，我认为是书法和人文的关系，这是制约当代书法的第二个瓶颈。前者你写碑写帖还容易选，你今天不写帖了马上就可以选个碑，过两年你写个碑被评委们看上你获个三等奖，或者优秀奖。当然自个儿私下给朋友们写信，还是二王一路流美之风也没问题，但是书法和人文就不一样了。我在北大研究生班做了一次实验，让每个人题跋，拿着毛笔，不要打草稿，留出一个小斗方那么大，以浅显文言文来写，几乎都写不出来。有些人打了草稿才写出来，我看那草稿错误千处。我们曾经还考过一次写对联，几乎上下不粘，左右不连，平仄都不对。这我就很纳闷儿，我说你是频频获奖的书法家还是在地方上小有名气的书法家，为什么会这样?他说我看见字就是字。我说那我明白了，人家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你看的就是字。我的意思就是说，由于我们空前忽略了文，我们就像一个领导干部，给他配备了一个很好的秘书，他确实让领导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发言非常出色;但是退下来以后，没有了拐棍，没有文化这个拐棍，你就可以说是处处丑陋无比，全部要露馅。我觉得今天的书法之走不高，这是一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普及和提高，这是个老问题。我觉得中国的普及太普及了，我这儿斗胆说一下，中国的书法就是名流和高人做的事情，我从来不相信全世界都是哲学家，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说满河南都是老子?满山东都是孔子?那人们肯定神经出毛病了。走到高处的人，“高处不胜寒”;走到高处的人，他一定具有超验性的思想。书法是一道行极高的文化形态，他不是一个集体的开荒种田，围田屯粮或者是像大赛一样这样一个工作。比如说王羲之右将军，颜真卿大将军，苏东坡杭州市市长，王铎也部长，就连郑板桥都是一个七品芝麻官。我们今天可能太重视所谓的那种“人人写书法”。一说起王羲之，脑子里可以想起他的《丧乱帖》和他的《兰亭序》，说起颜真卿起码能想起他的《祭侄文稿》。但我们今天说起某位书法名家，想不起他的代表作。我觉得中国书法应该渐渐的正面的提出每个人应该精心去写几幅作品，出现代表作，我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很多人不做功课?现在书法界已经落后于文化界了。在改革开放时，书法界其实是先进于文化界的，文化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强调每个人要有代表作。比如说，作为北大的著名教授你的代表作是什么?如果我写了一些垃圾的书，我写了200本，“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宁吃鲜桃一个，不吃烂桃一筐”。这是很浅显的道理。老子写了五千言，字字像光辉照耀天下;我们今天一个网络写手，一晚上就可以写五千，第二天就忘掉了。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今后北京大学和《书法导报》搞一个展叫“著名书法家代表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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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荣生： 完全可以。

王岳川：比如说谁要参展，书法集100多页翻开，你觉得哪幅是代表作你就拿出来参加，我们就宣传他。让很多理论家来评你这个代表作究竟是什么样子。只有这样做，我觉得才可以在这三个问题，碑和帖、书和人文、滥作和代表作当中出现一个新的转机，否则我们还会在长久以来的带着一种比较普及和宏伟的口号下，做出一些有伤书法本质的事情。

姜寿田：代表作实际上背后还是一种人格的支撑。世界上，每一个经典的作品背后都有一个巨大的历史事件。比如《兰亭序》是由于兰亭雅集，《祭侄稿》祭颜真卿的侄子，它是作者在一种巨大的情感支持下完成的。如果这人的人格是平庸的，那他是写不出代表作的，就像音乐家，贝多芬的创作肯定是有一个巨大的冲撞。背后当然是巨大的人格，在人格的基础上又有一个人格的冲撞来实现。

王岳川：像弘一法师“长亭外，古道旁”的那首歌是他写的最好的。

王荣生：代表作它不可能成为一种有意的创作。比如说弘一法师这个作品，还是人的问题。

王岳川：我们当然不能说我们现在开始创作一幅代表作，我们刚才谈的是从平时存的作品中挑一幅比较好的。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我们已经提名了让他来参展，然后你自个儿挑选，同时我们评委也在选，(每个人三幅)他自己说这个是代表作，可能我们却不认为这幅最好，然后我们在一起讨论，各自说明原因，有点儿像金鸡奖和百花奖，

王荣生：有可能他选的代表作，人家看的不一样，可以有个自选题。

王岳川：那么我们可以这样，分为自选的和大家比较认可的，那些还没有达到书法专业线以上或者还不够这个资格的，就没有代表作，还算是习作。我这么看，学术界不要以为拿到博士、博士后就以为是做学问了，那只是拿到了入场券，只是承认你可以进这个门，但是你要成为大师，遥遥无期。很多研究经史子集的老专家都是50岁以前不写，你看我都是破了这个话了，你看我是担心活不到五十，万一活不到五十，五十以前不写，那还没写一辈子就过去了。

王荣生：其实咱们两家啊，应当对一些学术性的问题共同努力，包括在导向上。

王岳川：这样一提其实更合理，你自己写字说写了三十年了，你认为哪幅最有代表性，我们也可以评价。比如说沈鹏先生，他在王铎纪念馆旁边的那幅长卷写得就很不错，但是可能宣传不够。但是你一旦认明了米芾的某件作品是其代表作，它慢慢就会有一个接受史，因为只有被大家认可了，通过一定时间的宣传，它才可能成为代表作。但如果我们不提，很多人都是这样的，王铎写了很多，但我还是认为他临的冠军帖，秋月帖那几幅写得不错，但是另外有人认为那还有更好的呢，那不一样。那如果他代表作很多，那很好啊，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才，像是李白他创作的那么多，张若虚只有一个代表作《春江花月夜》，足矣。那也没关系，他们在唐诗中都是不可取代的。我们在其位如果不大胆说话，退下来说话也没用。况且我们说的都是好的，是为了民族书法不断提升。套用一句话，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还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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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寿田：康有为本身是学帖的，后来倡导碑学，他直到1925年跟别人写信才说“碑帖不可偏废，如偏废就叫偏执。”

王荣生：实际上康有为自己是非常清楚的，康有为反帖，其实是有语境的，其实是意识形态上的，他是用碑学来唤起一个民族，孱弱的民族。或者是赵董已经把帖学带入误区了，过分的强调帖也不对。帖学家从来就不反对碑，沈尹默、白蕉都写碑。

姜寿田：实际上就是一个大传统和小传统的矛盾，中国书法史永远就是这样一个张力结构。你看隶变，它是民间的一个东西，到了汉代它却成了一个庙堂化的东西;但再往前发展，它又成了民间的了。草书是什么?草书是最低层的东西，但是由于魏晋文人，王羲之他们将之视为一种载道的工具，它一下子成了中国最高的东西。现在碑学的堕落，很大程度上就是它里边没有人文的东西，就是野乱的胡乱涂抹，也没有技巧的含量。碑学是有它的碑法的，现代人对碑学的错误理解就是它没有笔法。

王岳川：要是真学古代传统经典并深刻理解，肯定就有创新的地基和价值。我们可以质疑现在的书法，整体取向是写抽象，中国书法要走向世界，必须坚持中国书法经典和本体走向世界。

王荣生：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并不是说因为走向世界来取消了更多的合法性。

王岳川：我举个例子，2008年中国奥运以后，美国搞了一个东亚电影的民间投票，推举了三个国家的电影，一个是印度，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中国。这三个国家很奇怪，印度是坚定不移的保持了整个民族的风格，载歌载舞的电影，我们现在没有一个人在看印度电影了，但是美国人看，评价居然是第一高分，这让我感受到了差异性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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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日本，日本电影形式上西化了，他的内容还是日本的，像黑泽明的电影。美国的观众看了觉得半洋半土，但是日本的味道他们还是很喜欢的。

第三，是中国电影，已经全盘西化，所谓的电影全部是那种大红灯笼高高挂卖国丑啊，还有一个《有话好好说》那个电影，西方人看了以后说中国的电影完全完蛋了，即使中国是注意抛弃自己向西方学习了，摄像技术跟意大利五十年代的新写实主义一样，扛着个摄影机跑，要的就是这个现场感。美国人不认同，认为你的电影一无可看。这次的统计对中国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不要认为老外全要看像他们的一样的东西。反过来，我们中国人看美国人，如果他讲的那些语言和中国的完全一样，我们看反而不精彩，倒是争论能产生一些新的东西。

我认为中国书法相当一段时间之内有一批搞现代书法的朋友，把中国的书法在行为艺术化，拼贴化。我举个例子：中央美院的一位副教授出国以后用高清摄像机拍了一部小电影回来，他说王教授你赶快过来看看，看您的孙过庭。他知道我非常喜欢孙过庭，他放在墙上，一看非常漂亮，孙过庭的小草非常有意思;他说你别着急，镜头再往前推，我看有点像太庙那么大的一个地方，估计有三十米×十米那么大的一个地方，我觉得老外太有意思了，那么大的地方写着孙过庭;再往上推，不对啊，还有阴影，我说这个老外有意思，还把它做成浅浮雕了啊?这不简单啊。;他说别着急，再往上推，特写，大便…..美国人的大便!他们拿大便做成孙过庭的书谱，你说他的想法是什么呢?可能很多做现代艺术的就觉得好啊，多有意思啊，但是你想想那个现场阳光强烈，现场肯定臭不可闻。我看了以后就在思考：是不是他们玩过的我们就都应该重新玩一次?其实这次美国的金融危机反映一个问题，不是他的金融财政出了问题，而是他的生活方式、他的价值观点、他的人文出现了根本性的问题。

中国书法不应该也不能够全盘西化，或者过分追逐现代性。现代性的弊端已经被西方的很多哲学家批判，现代性的陷阱，现代性的弊端，现代性的终结，多如牛毛。我与一位理论家对话时说：“在宣传这些问题的时候，可能有时我们觉得要国际化，但是我们要看这是什么样的国际化，而且是化了谁，国际化的结果是化了我们。国际化应该互相“化”，互相影响。”如果中国书法本来就处于世界的高端，还不能影响西方，反而被西方完全化掉了，这将是中国巨大的损失。这是不可以的。

王荣生：书法永远应该是本土的东西。因为是中国书法，现在当然是如您所说。 我90年代买过一本书，作者记不得了，是一本英文写的书法史——西方书法史。里边全是各种花体，那也算是书法?写出来也很美，但它是一种装饰性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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