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古玩市场在哪里_《送梨帖》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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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晋斋帖》《淳熙秘阁续帖》《墨迹本》《三希堂帖》

《送梨帖》，一般认为是王献之所书，但如今只能见到有墨迹本黑白照片流传于世，另外多部法帖中有所提及，关于其流传过程、版本等诸多问题，在宋朝时已聚讼纷纭。

米芾所见《送梨帖》

米芾《书史》云：“王献之《送梨帖》云：‘今送梨三百颗，晚雪，殊不能佳。

’上有梨干‘黎氏’印，所谓南方君子者。跋尾半幅云：‘因太宗书卷首见此两行十字，遂连此卷末，若珠还合浦，剑入延平。太和三年三月十日，司封员外郎柳公权记。

’后细题一行曰：‘又一帖十二字连之’，余辨乃右军书，云：‘思言叙卒何期但有长叹念告。

’公权误以为子敬也，缝有‘贞观’半印，世南、孝先字跋，孝先是本朝王曾丞相字。刘季孙以一千置得……唐太宗书窃类子敬，公权能于太宗书卷辨出而复误连右军帖为子敬，知书者乃如此……余既跋定之，苏子瞻于是跋诗曰：‘家鸡野鹜同登俎，春蚓秋蛇总入奁。君家两行十二字，气压邺侯三万笺。

’

”这段话中米芾记录了《送梨帖》的释文及印鉴，并抄录了柳公权的跋文两段，但否定了柳公权将《思言帖》认作王献之的看法。同时，我们还可得知苏轼在此后有跋诗一首，二人很可能是同时作跋。

又《宝章待访录》

：“王献之《送梨帖》有‘黎氏’印，连柳公权跋、王右军《言叙帖》两行，有‘贞观’半印、‘徐僧权’字。右在左藏库副使刘季孙处，据柳公权跋于唐太宗书前杂出献之书，乃将其父书却黏于献之帖后，云又一帖，柳误以父为子矣，况不知书者乎？

”这则文献与《书史》中所记大略相同而更加简略。

米芾所记《送梨帖》为十二字，柳跋所称《送梨帖》有“两行十字”，让人不禁怀疑柳跋或是从别处移配至此，所言“两行十字”并非《送梨帖》

。然而，经研究发现，其实米芾所见《送梨帖》同样是“两行十字”

，《书史》所记录的文本中，“梨”字可能为米芾或依据书籍记录或听自传言而补。而“颗”字应为米芾误记或书籍刊刻之误，对此有四点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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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据跋文内容可知，柳公权所记的“两行十字”在唐朝时便与《思言帖》相连。米芾认可柳公权将《思言帖》从唐太宗书作中筛出，并认为实际应为王羲之书，而《思言帖》之前的“两行十字”米芾认为是王献之所书。米芾认可《送梨帖》为王献之书，又引柳公权此跋于《送梨帖》后，因此米芾认可柳跋中“两行十字”就是《送梨帖》

。由此，米芾见《送梨帖》时应就是两行十字。

二、《施注苏诗》：“书刘景文左藏所藏王子敬帖。

”条引章子厚《书评》亦可为证，云：“刘季孙文思有子敬两帖二十二字，虽残缺不完而精神骨气具在。柳公权题数十字于其后，用笔艰辛滞涩不可言。

”章子厚所说的“二十二字”应该就是指《送梨帖》“残缺不完”只剩十字，加上《思言帖》十二字正好二十二字，且柳跋数十字确也“艰辛滞涩”

。章惇是苏轼的朋友，所以他的记载较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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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宝晋斋》《澄清堂》二宋帖中，所刻《送梨帖》亦无“颗”字。

四、《书史》中所记录的《奉橘帖》文本也将“枚”误记为“颗”，由此可知如今所传《书史》不止此处有误。

因此，我们可以确认柳公权、米芾所见的《送梨帖》文本与今传诸本并无不同。

今传《送梨帖》诸本的关联

《送梨帖》在《宣和书谱》中被列为王羲之书，在《中兴馆阁续录》也是如此。王世贞《弇州续稿》云：“敬美弟自燕中归，得大令此卷，后有柳诚悬、文与可二跋。考诚悬跋盖并右军‘思言叙卒何期但有长叹念告’不二字俱误以为大令，故有‘剑合延平，珠还合浦’语。米元章鉴定之，遂析为二卷，而子瞻所题‘家鸡野鹜同登俎，春蚓秋蛇总入奁。君家两行十二字，气压邺侯十万笺’盖右军《思言帖》尾也。元章左袒大令，故不谓为然，而诚悬跋后细题‘又一帖十二字连之’语，皆为元章所削去，恐后览者以诚悬跋语致疑。

”王世贞此语虽有臆测之嫌，然而据此可知《送梨帖》在此时已与《思言帖》分离。

《送梨帖》收刻于《淳熙秘阁续帖》《宝晋斋法帖》《墨池堂选帖》《戏鸿堂帖》《三希堂法帖》等。

《宝晋斋》石版龟裂，损及所刻柳跋，而《戏鸿堂帖》

《墨池堂帖》都有同样的残泐痕迹，因此可知《戏鸿堂帖》《墨池堂帖》二者皆是《宝晋斋帖》中《送梨帖》的翻本。《淳熙秘阁续帖》与《宝晋斋帖》

《墨迹本》三者皆有出入。曾宏父《石刻铺叙》云：“《淳熙秘阁续帖》

，十卷十二年三月被旨摹勒入石，皆南渡后续得唐朝遗墨。首卷则钟繇、王羲之帖、次则羲献书。”据此《淳熙秘阁续帖》所刻应即绍兴内府所藏，

《宝晋斋帖》及《墨迹本》应是有别于此的另一版本。

《石渠宝笈·续编》对《送梨帖》记载较为详细，所记录的鉴藏印极多。安岐《墨缘汇观》

：“此卷明王敬美曾收，王氏昆仲及王稚登、文嘉、莫云卿、詹景凤、周天球皆有跋，又董文敏以镜面笺临此帖并书苏诗附于后。

”比照《石渠宝笈》和《墨缘汇观》中的记载，我们可以发现今传墨迹照片、明清诸家所见、《三希堂帖》所刻的《送梨帖》是同一本。

墨迹本《送梨帖》的递藏

我们将墨迹、刻帖、书籍相互参照可以了解《送梨帖》的大致流传。墨迹照片及《石渠宝笈·续编》中所收录《送梨帖》均无宣和、绍兴内府印，可知其非宋时内府旧物。南宋时归董良史，明时归项元汴、王世懋，入清归卞永誉、安岐，乾隆时在内府。墨迹照片上钤“笙巢真赏”及“卧雪斋藏”二印，

《艺舟双楫·卷三》：“南城曾协均，字笙巢，年二十四。”款

为辛丑，即道光二十一年，因此可以估算出曾氏大致生年，至于逊帝等携字画出宫其人即便在世亦已百余岁，加上内府印鉴至“宝笈重编”止，更无宣统印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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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溥杰文物目录》中也无此本，因此此帖或许并非清末时从宫中散出。杨守敬《评帖记》有“真迹今藏内府”之语，真不知此帖究竟何时出宫。殷兆镛《齐庄中正堂诗钞》称曾氏为侍御，难道为皇帝所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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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梨帖》墨迹本黑白照片中可见最晚印鉴应是“景行维贤”印，故民国时应在完颜景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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